卢冬生站在贺龙的身旁，用警觉的目光向四周扫去，看见一个团丁正试图举枪。他眼疾手快，扬手就是一枪，那团丁像麻袋似的倒在地上。其他的团丁见此阵势，赶快丢下手中的武器。同志们一拥而上，夺过了枪支。团防队长只得将子弹、枪支全部交出。这次一下子得到了十几支枪，200多发子弹，真是如虎添翼！1960年，贺龙在回顾二方面军的历史时，曾深情地说：“卢冬生这一枪打得好，立了一功，这一功可不小啊!”　　

 贺龙、周逸群带领的这20多人和贺锦斋领导的部队会合后，在下车湾与石首中心县委一起举行了年关暴动。暴动失利后，2月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7人回到贺龙的家乡桑植洪家关。由于贺龙在当地声望很高，很快拉起了3000人的队伍，占领了桑植县城，震动湘西。但不久即遭国民党重兵围攻，部队被打散，周逸群过了长江，到宜昌开辟工作。贺龙和卢冬生十几个人退到洪家关，在桑植、鹤峰边界的高山峻岭中坚持斗争，收集了数百名失散的人员。贺龙从这次失败中认识到光依靠个人号召、家族亲戚、旧部下的关系，没有党的组织，革命是无法取得成功的。现在又和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建立红军？这些重大问题，都急需得到党的指示。环顾四周，只有卢冬生熟悉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情况，并且忠实可靠，精明能干，贺龙于是决定派他到上海和党中央联系。　　

 当时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贺龙想法为卢冬生筹措去上海的路费，可找来找去只找出6个铜板。卢冬生就拿着这6个铜板，告别了贺龙和同志们上路了。他一路上打短工、讨吃喝、睡屋檐、住牛棚，风餐露宿，千里跋涉，终于到了上海。　　

 党中央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贺龙失利的消息后，不知缘由，正在焦虑不安。1928年4月，卢冬生找到了中央机关时，中央的同志喜出望外，听取了他的汇报，马上做了指示，派人送出。　　

 这时又接到湖南省委遭到破坏的消息，中央考虑到卢冬生是湖南人，熟悉情况，便于活动，决定派他先到湖南帮助重建省委机关，再回湘西。　　

 当时，湖南的白色恐怖程度为全国之首，有“死地”之称。卢冬生到湖南后，省委见他工作得力，就留他在省委工作。7月，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破坏，卢冬生虎口脱险回到上海。　　

 在这几个月内，中央几次派人给湘西送信，都未成功。卢冬生回到上海，中央遂派他再赴湘西。　　

8月8日，中央特地给湖南省委写了指示信，信中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介绍了朱德、毛泽东领导三四千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情况和经验。指示湖南省委和贺龙，要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发展党组织。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以求得革命的深入和苏区的扩大。同时指出依靠小股土匪实行土地革命是一种幻想。卢冬生身藏机密文件，历尽千难万险，于1928年9月在鹤峰的大山里找到了贺龙。此时，贺龙两次拉起队伍，两次失败，部队只剩下91个人、72支枪。在最艰难的时刻，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犹如久旱逢甘雨，一下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不久，贺龙又派卢冬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上海，卢冬生见到刚从苏联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回来的周恩来。中央立即进行研究，于11月4日发出指示信。信中指出：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我党总的政治路线是争取群众，宣传武装暴动。湘西的工作是一种农民游击战争，在目前农民群众日益受反动派压迫的情况下，乡村游击战争自然很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信中传达了六大规定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第一，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建立乡村苏维埃；第二，建立红军游击战争，扩大成为工农革命红军；第三，削弱反动派的力量。　　

 卢冬生带着指示信和中共六大的文件，回到湘鄂西。这时，贺龙领导的部队已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六大的文件，如同在迷雾中看到了灯塔。他按照中央的指示领导斗争，红四军很快发展起来，到1929年夏天发展到4000多人。　　

 壮大的红军急需干部，贺龙不愿再放卢冬生离开，把他留在司令部手枪连当班长。1929年3月1日，贺龙给中央的报告里特别提到了这件事。此时中央到湘鄂西已建立了交通线，中央遂于6月15日回信同意卢冬生不再担任交通员，留在红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