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期所搞的大清洗成为苏联历史永远的痛，也是苏共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刊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是1988年12月25日苏共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提交的，该委员会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87年9月28日成立的，责任是复核有关30—40年代和50年代初镇压材料，先是由索洛缅采夫领导，后来由雅科夫列夫领导。这项工作唤起了“对法制、秩序的社会需求和对宪法、法规的尊重，为成千上万清白的人恢复了名誉和尊严，消除了无根据的指控和嫌疑的重负”。这份报告提供了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等警察机关而非执法机关的镇压数据，从1930年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共制造了2578575起“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的786098人被处极刑。报告称尚有1575958件应该重新审理而还来不及重新审理的“案件”，其中涉及2192130人。这两项数字加起来，受害者有5970364人。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的全部，除了这些警察机关外，还有执法机构和领导者个人处理的案件，还有针对某些阶级和族群的清洗，如对所谓富农的消灭和对德意志人、车臣人等少数民族的惩罚。因此，不能把这个数字看成是苏联大清洗的全部结果。从斯大林开始大转变，清洗镇压就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相伴，统计的时间范畴不一样，数据也不同。

　　这个《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很简要，不可能对苏联的清洗和镇压做出全景式的叙述。该报告提出了四个值得重视的原则性问题：一是镇压案件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非执法和反宪法的机构做出的；二是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组织和实施了大规模的镇压，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过是巨大的、不可饶恕的，这不仅具有道德和政治的性质，也具有法律和刑事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后来成为大清洗的受害者，但他们也曾是大清洗的拥护者，也曾决定别人的命运，如柯秀尔、叶若夫；三是建议对大镇压的受害者和埋葬地进行纪念，警示后人；四是恢复被驱逐出境人员的历史公正，主要指那些被驱逐出本共和国的人。这是对赫鲁晓夫时期平反的继续，这一工作本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完成，但勃列日涅夫却悄悄搞重新斯大林化，停止了平反，社会也随之再次被“冻”起来了。到了80年代中期，苏联已危机四伏，不得不进行改革，碰到的重大障碍是历史问题。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清理苏共历史问题，目的在于向民众表明，苏共敢于面对错误和纠正失误，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想以此重振党的威信和民众对党的信心。苏共也想通过彻底清算历史，把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翻过去。但是，从后来的实践看，这一页并没有翻过去，苏共仍背负着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时期清洗与镇压的规模太大了。

　　清洗和镇压贯穿斯大林统治的始终

　　1924年1月列宁去世，斯大林并没有立即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时起领导作用的实际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视托洛茨基为主要竞争对手，通过党内斗争，迫使托洛茨基退出了最高领导层。之后，斯大林又联合布哈林、李可夫相继把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合反对派”打垮。到1927年12月召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斯大林实际上已经稳固地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可以决定苏联的内外政策了。

　　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开始，斯大林的清洗与镇压就没有停止过。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刺事件发生后，斯大林利用这一事件加强了镇压，掀起了大清洗的高潮，到1939年，随着战争的临近而有所收敛，但并未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消除外来影响、巩固斯大林体制，又开始了新一轮镇压，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

　　关于斯大林时期被镇压和受迫害的人数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1954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向赫鲁晓夫报告的数字是：1930—1953年苏联大约有370万人受到清洗，其中76.5万人被处决。至今俄共一直只承认这个数字，但雅科夫列夫认为，“这都是虚假的数字”。（[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著，述译：《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雾霭》”，第 191页）他作为平反委员会主席和历史学者，掌握档案材料。2013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雅科夫列夫所写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一书，详述了苏联的大清洗，他说：“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平反工作的经验，我认为可以断言：苏维埃政权期间，全苏联因政治原因被杀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的人数，达2000万—2500万之多。”“据不完全统计，仅俄罗斯联邦1923—1953年被判刑人数即达到4100余万。其中有刑事犯。但是仅仅因为上班迟到、未完成集体农庄劳动日定额等而身陷囹圄者，也有数百万之众。”“战后年代因上班迟到和未完成劳动日定额被判刑者多达600万人。”（《雾霭》第197—198页）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一书中认为，从1929—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其中不少于1/3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2004年3月24日莫斯科出版了电子版的《苏联政治恐怖的牺牲者》，其中收录了134万人的名字（现已达到300多万），据该名录的编辑者之一——“纪念国际协会”理事会主席罗津斯基说：这是历时10年工作的成果，许多人的名字并没有公布出来，最低估计，实际名单是这一名录人数的10倍。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所著的《古拉格：一部历史》认为，“在1929至1953年间，1800万苏联公民在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里待过。”这里不包括被处死、战俘、甄别营里的囚犯以及“特殊移民”，各种数字加在一起，“苏联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2870万人”。大清洗是苏联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其受害者的准确数据，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义务，鉴于当时苏共领导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镇压方式涉及范围广，确实难以有精确的数字。斯大林时期的清洗与镇压，受害者的数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以下问题。

　　清洗与镇压的时间与目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了政权后，应该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其根本的任务在于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改善民众的生活，对于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应该由执法机关而不是个人给予法律制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强调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加强法治。但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开始动用法律手段制裁有粮食而不肯交给国家的农民，并以生产事故为由，对旧知识分子进行镇压。因此，斯大林的清洗和镇压，并不能只算1937—1938年。

　　1928年春，针对旧知识分子搞了个“沙赫特案件”。这一案件不是指一个案件，而是指1923年以后在顿巴斯矿区发生的一系列事故。矿区设备老化、长期超负荷运转、为了完成高额计划不得不拼设备、工人技术水平不高、领导的外行等等，使矿区难免出现诸如设备、机器被损坏，矿井被淹、发生爆炸等事故，这些都被算在了旧知识分子的账上，结果有11人被处死、38人被判刑。正常的生产事故被斯大林归结为“是一部分以前掌握煤矿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所策动的经济反革命事件”，“是国际资本和我们国内资产阶级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表现”，“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又一次严重进攻”。注1偶然的生产事故被无限上纲，成为斯大林在国内进行镇压的开端。

　　镇压新经济政策时期富裕起来的农民，为农业全盘集体化造势。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0年2月2日发布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第44/21号令，在乡村地区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大规模逮捕，为此专门成立了行动小组。30—40年代有超过500万农户被作为富农消灭，财产被没收，有的被枪毙，有的被强行迁往本地或国家的偏远地区。斯大林曾亲自向丘吉尔承认，集体化涉及1000万人的命运。为配合集体化运动，大力进行反右倾，从1930—1933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揭露出党内存在的塞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柳京集团”案、“斯米尔诺夫反党集团”等，大批老布尔什维克被解除公职、开除出党、或者被判刑。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害，这为斯大林提供了加强大清洗的借口，斯大林此前就在酝酿加强清洗。1934年7月1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特别会议的决定，同一天，该决定就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的形式规定下来，亚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是中央委员，此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主席明仁斯基并不是中央委员）。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特别会议章程以联合决定的方式正式通过，规定其有权对社会危险分子判处5年以下的拘禁、流放和驱逐，特别会议（“三人小组”）便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项法令实际上抛弃了起码的诉讼程序，成为大清洗的重要工具。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向各级党组织发了一封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党和人民敌人的反革命巢穴。这封信成为大清洗的第一个总动员令，全国掀起了大清洗的第一个高潮，开始一场大逮捕。为了保障大清洗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加强了内务部特别会议的权限。1937年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议，“特别会议”开始审理案件并有权作出8年以下的劳改营拘禁；1941年11月17日，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特别会议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发生的反革命罪案和反对苏联管理秩序的特别危险罪案有权做出判决直至枪决。此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还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决定，授予特别会议更广泛的惩罚职能——将某些罪犯发配到永久流放地，把擅自逃跑者押送特种劳改营监禁并服20年苦役，乞讨和流浪者判以发配特种永久流放地服刑5年，诸如此类，等等。

　　在大清洗中，苏共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派别成为追查的主要对象，几乎全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布尔什维克著名的活动家、革命领袖成了叛国者。大批党政干部被害，包括侨居苏联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其规模和程度令人发指。在整个苏联时期总计产生过229位高级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其中非正常死亡57人（占将近1/4）：其中被镇压和处死的有46人，占了总人数的1/5，其中只有叶若夫、贝利亚、巴基洛夫这三个刽子手被枪毙是罪有应得。1934年参加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的党的十七大的代表有1961人，其中1108人被捕和被枪决，占代表总数的56.36%。在这次大会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捕和被枪决。十七大第一届中央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5人，到1939年十八大时只剩下7人。还有对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和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与迫害。1943年著名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院士在狱中身亡。在卫国战争前，斯大林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10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世代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认为某些少数民族有人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根据战时的法令，必须对全体民族采取惩罚性措施”，把他们全体迁移到其他地区。1943年12月从高加索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卡尔人，5月迁走克里米亚鞑靼人，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身份被划定为所谓的“特殊定居者”的迁移人数为257.3356万人，其中120万日耳曼人、31.6万车臣人、8.4万印古什人、16.5万鞑靼人、10万立陶宛人、8.1万卡尔梅克人、6.3万卡拉恰伊人、5.2万希腊人、5万梅斯赫特土耳其人、4.5万摩尔达维亚人、4万列托人、2万爱沙尼亚人。注2许多人在迁移中或在新居住地死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1.9万名工作人员和内务部队近10万名官兵参加了这一工作。整个民族都被当成敌人看待，集体受到惩罚，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成为后来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人认为1939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基本上停下来了，事实上斯大林从来没有停下过镇压的机器，只不是有时这个机器转得快，有时转得慢而已。对卫国战争时期失利的将领、对被俘人员的亲属也存在大规模的镇压，“战争期间仅军事法庭即对994万名苏联军人判刑，其中157万名判处死刑，也就是说，实际上有15个师被斯大林政权处决了。一半以上的判决都是1941—1942年做出的。大部分被判刑者都是逃离俘虏营或者突围出来的红军官兵。”（《雾霭》第174页）战后，为了消除战争带来的西方的影响，斯大林又开始了新一轮镇压。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一系列作家，开始镇压没有歌功颂德的文化界人士。1948年开始批判“世界主义”，反对犹太人，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1952年又制造了“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又要开始大规模镇压，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等高官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陷入极度恐慌中。斯大林的去世解除了大家的恐惧。

　　斯大林搞的如此大规模的清洗与镇压，做了沙皇、希特勒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确实令人费解。有些学者用病态解释斯大林的行为，斯大林这么做确实与他爱报复、缺乏温情、多疑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原因。由于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向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变，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和市场供应的紧张，在党内和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很强。一方面，斯大林通过清洗和镇压来贯彻自己的政策，对“工业党”、“农业党”、“柳京集团”等的镇压，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清洗，就属此列；另一方面，斯大林通过镇压与清洗，把其大跃进式地搞经济，违背经济规律造成的损失转嫁给“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的镇压还暗含一个不能明说的重要因素，即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斯大林实际上把劳改营当成了榨取无偿劳动的工具。斯大林制定了很多严刑苛法，到集体农庄的田地里捡拾麦穗（斯大林亲自拟定法令，规定从已收割的小麦地里偷走麦穗者，即可判处监禁、劳改或死刑）、偷筐土豆、上班迟到，都会被送到劳改营。1929年6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命令建立劳改营网，关押刑期在3年以上的犯人，因政治原因被判刑者被关押在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里。1930年4月2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布的第130/63号命令宣布建立劳改营管理局，10月改名为劳改营总管理局（ГУЛАГ，音译古拉格）。到1930年冬天，有40万人被关押，其中15.5万人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系统的劳改营中。几年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管理局已经遍布全国。注3在30年代有大项目的地方都建立了多个劳改营。修建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伏尔加河-莫斯科河运河、莫斯科地铁，在北方伐木，在科米共和国采煤和石油等，都大量使用犯人的无偿劳动。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1930-1940年古拉格有50多万人死亡。修建227公里长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有2.5万人死亡，为了修建伏尔加河-莫斯科河运河，1934年关押了20万人，为了修建贝阿大铁路关押了18万人，死了许多人。在五年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被关押的人数。“据官方资料统计，仅俄罗斯联邦在1933年上半年就有738000人被定罪。大规模的逮捕使得监狱和侦讯隔离所爆满：到1933年5月监狱和隔离所里共拘押了800000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于1933年5月8日不得不签署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特别指令，将监狱中的犯人减到400000人，并禁止未经批准的流放和逮捕。但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1933年下半年在俄联邦又有687000人被定罪。”注4

　　1939年6月15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令，规定取消以前采用的提前释放犯人和因劳动态度好缩短刑期的做法。据不同的统计资料，从20年代末到1953年，有1700万到4000万人是从古拉格中出来的，其中有350万人同一时间被关押。劳改营和教养院生产了近一半的黄金、铬镍矿石，提供了不少于1/3的铂、木材，基建工作的1/5是由犯人劳动者完成的，他们建成了一个个城市（马加丹、安加尔斯克、诺里尔斯克、泰谢特）、运河（白海至波罗的海，莫斯科河至伏尔加河）、铁路（泰谢特-勒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滕达、共青城-苏维埃港，伊兹维斯特科夫-乌尔加尔）。注5许多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死去了。

　　清洗与镇压的主体

　　在正常的法治社会，公民犯法由专门的审判机关根据事实与法律进行审判，但苏联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对苏联国民进行镇压和清洗的主体很多。

　　首先是内务部。这个机构继承的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传统，在和平时期向国民举起了屠刀。据雅科夫列夫介绍，早在1953年12月，也就是斯大林去世不久，编制的一份不完整的材料表明，仅在1921—1953年，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即以所谓反革命罪逮捕了5951364人，其中由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三人小组”、“二人小组”、“特别会议”）判处各种刑罚的有4060306人。（《雾霭》第191页）内务部还承担了许多大规模的镇压工作，如1929年至1933年执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斯大林对少数民族进行的大规模迫迁，也是由这个机构完成的。被迁移者总数有400万至500万人，许多人在迁移中死亡，新住地实际上是他们的劳改营。这个机构经常编制名单，提交给领导人，要求镇压。当然，这个机构的活动是在斯大林的严密监视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其次是苏联的各级领袖人物。苏联高级领导人成了法律的化身，领袖个人能决定其他人的生死。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在上报的名单上经常大笔一挥，就决定了许多人的生死，“仅1937年11月22日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大笔一挥，核准了12份名单中1352人的判决，同年12月7日，核准了13份名单中2397人的判决，其中2124人应予枪决；1938年1月3日，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核准了对22份名单中2770人的判决，其中2547人应予枪决。”（《雾霭》第189—190页）地方领导人在其领导的地区也有这种权力，《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所提及的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就批准逮捕了很多人。贝利亚在格鲁吉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第三，法院。对于重要“犯人”，通过建立特别法庭、军事法庭等进行审判和判决，如对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目的是向外界表明，苏联的审判是公正的，这些人确实犯了罪，实际这只是一场表演。由于普遍采用体罚和精神折磨，在内务部的监狱里，如果他们不认罪，受到的折磨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第四，军队。军队参与镇压了集体化的反抗者。对2万多波兰军官的处决，是由伏罗希洛夫领导的军队执行的，因为贝利亚不愿干。

　　清洗与镇压最令人难以容忍之处

　　斯大林的清洗和镇压，最令人难以容忍的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封建的连坐制，儿童也不能幸免。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签署《关于对祖国叛徒的妻子和子女采取镇压行动》的命令，被清洗的领导人的妻儿也被清洗。柳京的两个儿子、季诺维也夫的儿子先后被枪决，托洛茨基的儿子被杀害，皮达可夫的两个儿子失踪。加米涅夫被枪决后，接着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被枪决；托姆斯基自杀后，两个儿子被判枪决，他的妻子和最小的16岁儿子被判10年监禁，妻子死在狱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被处决后，他的弟弟、姐妹也全都被枪毙；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家有10个人被连累致死——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集中营，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因缺乏亲人照料，很小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到1938年8月4日，“已从被判刑的母亲手中夺走17355个婴儿，还打算夺走5000个婴儿。”“1941年4月，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局长纳谢德金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集中营和劳改营中，同被判定有罪的母亲住在一起的4岁以下儿童为9400名，其中仅仅由于缺乏床位，有8000名儿童安置在集中营和劳改营的儿童机构内。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中还有2500名母亲带着幼童。此外，在集中营和劳改营中，有8500名妇女怀有身孕，其中3000人已怀孕9个月。”（《雾霭》第106页）在被镇压的富农、被放逐的少数民族中，大量死亡的也是妇女和儿童。

　　二是未成年人犯罪要负与成年人一样的责任。1935年4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同未成年人中的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决定》，其中规定追究12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对其采取一切刑事处罚措施，政治局的解释中强调，在刑事惩罚中包括极刑（枪决）。

　　三是按定额捕人杀人。对人的镇压也像完成经济计划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地方所报数额，向各省、边疆区和共和国下达了被枪决和被判刑人数的限额。“联共（布）地方机关不断地要求增加大清洗的计划数字。高尔基州州委向斯大林本人报告说，原定清洗4500人，实际清洗9600人，可是就连这个数字也嫌太少。州委要求确定追加5000人名额，其中枪决3000人。鄂木斯克州规定的一类名额为1000人，然而到了8月13日，也就是开始行动的8天之后，内务局局长戈尔巴奇即向叶若夫报告说州里已处决5444人，要求将处决的名额增加8000人。叶若夫利用地方刽子手的热情，又致信莫洛托夫要求批准追加63270人的名额，其中48420人按一类处理（枪决）。”（《雾霭》第197—198页）为了完成处决名额，地方机关花样百出，开展清洗竞赛，视生命如草芥。

　　四是有罪推定和以言定罪（以虚假、不实证言定罪，或因言论被治罪）。1936年苏联通过了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但对民众权利的保障只停留在字面上。宪法所规定的最高苏维埃代表享有豁免权、公开审判、法官独立等原则被践踏，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由内务部“三人小组”就决定了，他们在审理和判决时，并不重视证据，只要有证人的证言就可以把人定罪，有人为了保自己的命乱咬别人，也有人是被收买利用来借此打击某些人。雅科夫列夫记述了这么一件事：“叶基夫的副手弗里诺夫斯基在远东之行中，带上数千份被拘留者的简介，让同行的利斯坚古尔特、鲁洛夫和乌沙科夫审阅。一路上喝得晕晕乎乎，伴着留声机发出的声音唱歌。三个人还比赛看谁审阅的材料多。材料根本不看，光是标出‘р’，也就是被‘处决’的意思。于是，一路上把带去的案卷全部看完并寄回莫斯科，以便执行判决。”以言定罪，成了苏联的一大特色。

　　大清洗对苏联的恶劣影响

　　大清洗对苏联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比如：

　　首先，斯大林通过大清洗消灭了老一代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代之以年轻的干部。从1934年到1939年，有50多万名新干部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1939年在333名州委、区委和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中有293人都是党的十七大推选出来的。在这一党的重要领导阶层中，61.6%是年龄在26到35岁的年轻人，29.4%是年龄在36到40岁的人。1923年以后入党的党员占了绝大多数（80.5%）。1937年初的情景是：在州委、区委和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中革命前入党者占38.8%，1918—1920年入党者则占了41.6%。而到1939年在州委、区委和民族区委书记中，93.5%都是1924年以后入党的。也就是说，斯大林提拔起来的人取代了“老一代布尔什维克近卫军”。注6斯大林改变了党和国家管理队伍的成分，只保留了对他绝对忠诚和服从的人，造就了一代新的精英，他们缺乏经验，但对斯大林绝对忠诚，更善于执行他的命令，而不是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斯大林大清洗的结果是在资源缺乏的条件下形成了适应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新的管理阶层——即无条件忠实于上级领导和在遵守纪律方面无懈可击的管理阶层”。注7

　　第二，大清洗严重改变了苏联社会风气，大清洗和秘密警察制度使干部和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告密成风，人人自危。活下来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当好螺丝钉，不声不响，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人们养成了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习气。法国作家纪德在1936年曾到苏联访问，他写道：“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觉得的，以至于我不敢设想这里面含有虚伪的成分。”注7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由于1937—1938年的镇压，“国内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局面：人们彼此互不信任，相互防范，避免接触和谈论问题。如果迫不得已必须交谈，也尽量有第三人（见证人）在场。诽谤中伤盛行，而这种可怕的局面还在继续加剧。”注9

　　第三，大清洗也加强了斯大林的权力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清除了每个机构中的仇敌，成了这个国家的专政者，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都不能将其约束。大清洗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的权利和地位的下降便是其中之一。斯大林把自己变成苏联当局无懈可击的人，建立了最个人化的独裁统治。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相比，他总是那个最接近全面专制的人。他统治着苏维埃国家，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可以约束他。”“此时的斯大林就像是历史上一位史无前例的专制君主。比路易十四更胜一筹的是，斯大林真正可以说‘朕即国家’。他在大清洗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最高权力机构——苏共——被他的血腥政策征服了，从此以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注10在大清洗的过程中，斯大林很少公开露面，而大出风头的是叶若夫，叶若夫和他的高级助手们被授予“列宁勋章”，并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当时，人们不可能完全了解大清洗的规模和全貌，都认为斯大林并不知情。大镇压的浪潮过去了，一些内务部的人被送进了劳改营，人们在经历了这漫长的噩梦后，对清洗内务部感到满意，也使他们相信此事与斯大林无关。斯大林成功地使叶若夫成了替罪羊，给社会造成的印象是：一切都是叶若夫干的，斯大林并不知晓。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在谈到当时的感受时说：“人们也感觉到了所发生的事情的规模巨大，感觉到了这些事情可能不对头，感觉到可能正在犯着某种错误。关于这些，有时候在私下谈论。后来，叶若夫由内务人民委员改任水运人民委员，以至后来完全不见了，这种怀疑的正确性仿佛得到了证实。‘叶若夫专制’这个民间常用的词汇并不是像年轻许多的后辈人有时以为的那样，产生于二十大以后，而是在叶若夫消逝和战争开始之间这段时期就出现了，当时一部分不知去向的人又回来了，仿佛自己从地里钻出来的，我记得，这个词人们并不害怕说出来。我现在想，斯大林凭借他所掌握的情报网是知道这个词的扩散和普及程度的，所以没有下令追究使用这个词的人。显然是这样。显然，从某个时候起，斯大林渐渐乐意，把前些年所有发生过的，起先同亚戈达，后来主要同他的继承者叶若夫联在一起。他乐意把这一切都同‘叶若夫专制’这个词挂上钩。”“在我们的思想中，斯大林纠正了在这之前叶若夫和其他人，即做了蠢事的那些人所犯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任命了贝利亚。”注11斯大林很巧妙地让其他人做了自己的替罪羊，功绩都是他的，罪责都是亚戈达、叶若夫的。

　　第四，大清洗直接导致了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的惨败。《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提供了在卫国战争开始前苏军指挥员被镇压的情况，可以说大清洗使军队完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是造成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的重要原因。正如参加过卫国战争的洛巴特尼科夫所说：“大概，失算主要还在于1937—1938年的事件，斯大林使军队失去了领导。正如我曾写过的，军队没有了指挥，那不是军队，而是乌合之众。”“一个有智慧的记者说：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斯大林‘唯一的赎罪券’。斯大林分子在谈起战争时，努力让人们不要想起由于准备不足而造成的灾难，不要想起红军和整个国家在1941—1942年的悲剧。”注12朱可夫也痛心地写道：“战争前夕几乎没有剩下受过学院教育的师团长了。许多师团长甚至都不是军校的毕业生，多数只在指挥人员训练班受过训。实际上，党和国家为培养人民‘红色指挥员’以替代沙皇军队指挥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白白浪费了，而这正是对‘军事专家’持否定态度的斯大林一手造成的。”注13在1939年11月苏联发动的苏芬战争中，大清洗的后果就暴露出来了，这是一场流血过多、指挥无方的战争，苏联动用了100多万部队，经过近三个半月的激战，伤亡近20万人，才战胜小小的芬兰，使希特勒看到苏联实际上是一个“泥足巨人”，使他敢于对苏联发动战争。

　　斯大林的清洗也涉及情报部门，“苏联政治和军事情况部门领导人即便掌握了情报，也未有人敢向斯大林报告这种判断。”注14斯大林不相信关于希特勒要进攻苏联的情报，使苏军仓促应战。朱可夫在1956年5月19日第72号秘密记录中直接写道：“斯大林把战争第一阶段的失败归为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突然进攻。历史真相并非如此。希特勒没有任何突然进攻。对进攻的准备十分清楚，突然性是斯大林臆想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国防上的失算。”注15

　　第五，大清洗成为苏联社会主义难以痊愈的伤口，成为苏共失败的重要根源。斯大林的大清洗，是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但是，在个人崇拜的气氛下，人们没有把斯大林与这一事件联系起来，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直接授意下做的，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总是给斯大林写信讨公道。斯大林也很会利用这一点，当大清洗动摇了苏联的根基，需要刹车时，他把叶若夫拉出来当替罪羊，把错误都推到了他身上。这也是斯大林领导艺术的高明之处。但是，真相就是真相，不可能长期不为人民所知，当人民得知大清洗是斯大林知道并操纵的，与苏联的政治体制、理论信条相关时，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使许多人动摇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为苏联的演变与解体埋下了祸根。

　　总之，斯大林的清洗与镇压，问题主要不在于到底死了多少人、抓了多少人，当然被镇压的人数太多了，持续时间之长，无论是在苏联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可称之最。问题的实质在于：没有法制，按计划抓人杀人，根据口供而不是证据判刑，高级领导人可以决定某人的生死，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应该发生的。斯大林清洗与镇压的悲剧在于，这一切都是借用正当的名义做的，是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无数生灵成为所谓远大理想的牺牲品。不正当的手段很难达到正当的目的，苏共的结局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