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文学已死”的说法老在耳边嗡嗡，更有几位“腕级”专家贯以力挺，使得“已死之说”逐渐流行起来。对此，笔者持这样观点：中国文学真的没“死”，但确实“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医学界的看病，乃医生之事，与书生无关。文学界的看书乃读者自愿，这就与本人有关，因为笔者钟情文学。既然对她情真意切，心照神交，心中是多么希望美好的文学纯洁质朴，健康向上。然而，在这溽暑时节，我的心里有些“拔凉”之感。

病症之一：“娱乐”历史

自古以来，历史就是历史，她都以自己的方式“历史”地存在着，严肃的史实绝不是任人“娱乐”的姑娘，谁都可以“韩式整容”。然而，看看当下文学，“戏说”历史、“胡说”人物、“恶搞”史实，历史“娱乐主义”的作品正甚嚣尘上，肆意流行。将历史事件毫无根据地加以“纯粹化”想象，把孔子写成了“修侠高手”，杜甫变为“江湖混混”，玄奘一夜间转身“情哥哥”……

其实，文学也是一种“史”，是心灵史，是人性史，更是社会责任史。文学和历史确实相生相伴，所以才说“文史不分家”。但是，目前文学作品种种“虚无”娱乐历史的现象，在“文史不分家”中变成了“以文乱史”，任意放大、分割和颠覆文学与历史之间各自存在的客观真实，把文学当成商品生产链条中的终极环节玩儿命地吸引读者眼球，提高网络点击率，文学作品在嘻嘻哈哈的戏说中变身为作家的“摇钱树”，部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早已荡然无存。

病症之二：“丢失”道德

文学应不应当讲道德？如同“人”要不要讲道德一样，是根本不值得谈论的常识性话题。我们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无不感受到中外名著那种坚守道德底线、发挥文学功能的强大精神力量。可是，在时下“消费主义”浪潮的裹挟中，我们的文学出现了问题：“丢失”道德，不讲伦理，部分作家倾心于乱伦、淫荡、血腥的全方位表白诉说，原本应该美好而纯净的文学，在一些作者的手中被涂抹得肮脏不堪，通过“原汁原味”的细节描写来表现所谓的文学真实。

文学要表达的，首先应是作家的良心和人格。在精神与商品的博弈中，任何作品都需接受伦理和道德的现实检验。以“丢失道德”为代价向市场献媚，向“市俗”低头，可能会吸引少数读者的眼球，但那只是饮鸩止渴，自毁前程。即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学与“市场”也不是相互对立的。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实践规律告诉我们，真正优秀的坚守道德底线的文学作品，既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功，也会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病症之三：“逃离生活”

文学来源于生活，这是最基本的文艺理论观点，因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如今让广大读者感到奇怪的是，目前一些作家，尤其是部分所谓的“新锐作家”，躲进“小楼”成一统，不投入火热生活，不体验现实社会，仅仅依靠卖弄聪明，猛劲儿地“甩概念”、“玩技巧”、“搞怪态”、“耍小资”、“装清新”……自我沉醉在语言文字的游戏中，逃离生活，剑走偏锋。

毋庸置疑，生活可以不是文学，但文学一定需要生活。文学的真空“自我”就是社会生活的现实自我，我们把文学界定为对社会与人生的真情歌唱，那么这种“歌唱”必须是对火热生活的“表达”。假定缺失了生活本色，那么，无论何等美妙的歌声也唱不醒“沉睡”的文学。

其实，早在一年前，笔者就想谈论本文这个话题。但是，总觉得势单力薄，底气不足，很怕出现“跑偏”情况从而对不起我所热爱的文学。没曾想，年初以来，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江先生为领衔，党圣元、白烨、陈晓明、贾平凹、梁晓声、阿来等二十多位知名学者和作家组成的“批评家舰队”，针对当下文学存在的系列弊病，发表一组批评文章，切中时弊，剑剑封喉。其中有的评论观点与本文看法基本相同，这让笔者的“腰杆”顿然硬了起来。批评观点的一致性充分体现出文学病症的客观存在，以及“病”得不轻的严重程度。

医学告诉大家，有“病”不等于“死亡”。有病看病，没病预防，此乃生命之道，同样也适用文学发展。因为没有作家之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还有文学。我们能够努力做到的，是建构良好文化生态，培育健康文学土壤，提升作品人文价值。古人发明了造纸术，莫言摘取了“诺贝尔”，在这样一个文化的国度里，文学不应该久“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