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世界来说，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一事，永远值得人们反复提起，正是它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个月后的发生。作为刺客的塞尔维亚青年弗里洛·普林西普与被刺者奥国王室大公，无意间共谋“规定”了此后的人类经历。然而，严肃的历史学家其后在检梳人类生活的前因后果时，却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塞尔维亚青年的行刺事件，那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是否就可以避免呢？

历史学家们为此争论不休。结合《凡尔赛和约》明确认定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而引起的一项条款，在一战结束之后的数年之内，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发表问世，从不同的角度对战争的来龙去脉分析定性。到20世纪30年代中，历史学家们开始转移思考方向，不再一味关注“战争罪行”，而注意起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大多数历史学家后来倾向于认为，在战争的直接原因之外，一战之前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才真正是历史的推动力量。按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归纳，这些背景原因主要在四个方面：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殖民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

以上四种恶劣局面又是从何而来？原因的背后又有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1914年，长期维持国际贸易的金本位制垮台了，而在之前的1870年至1913年间，恰恰是一波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期。这波全球化的动力是英国，其对外商业扩张的同时，也使一大批“新兴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在那一时代崛起，而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日益受到削弱。当时的世界马上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在英国已越来越无力领导世界的情况下，它还一味维持在海外的大量利益，其正当性已经越来越显薄弱；另一个是，“新兴国家”们普遍奉行的乃是国家主义，在全球秩序逐渐陷入瓦解的情况下，世界却缺乏新的领导者来维护基本秩序。当时的人们所看到的，乃是所谓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间没有止境的相互指责，谁都似乎是对的，谁都其实又错了。

然而，尽管充满纷争，奇怪的是，当时的欧洲普遍还弥漫着乐观情绪，并不认为会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盖因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大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这看来是给大国间的战争制造了灭火器。但战争还是发生了，它给后人留下了沉重的警示。

其一，期望以贸易往来为人类缔造永久和平是不现实的。人类的经济活动，所反映的不过是人性的贪婪，但政治斗争却来源于荣誉、猜疑和恐惧，后者远不是能用经济手段化解的，虽然经济上的关联可以减轻政治斗争的烈度。所以，一个相对安全的世界，绝不能仅仅是一个经济世界，同时也应当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所安排、能够充分照顾到多方关切的世界。

其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人们就应该想想政治问题怎么解决了。一战之前，世界经济已经开始陷入危机，金本位制的崩溃即是其体现。而政治斗争在其后的激化，可以看作是经济危机深入演化的必然结果。作为反思，如果百年前的欧洲大国，以及之外的“新兴国家”如美国、日本等，能够抛开成见，达成有效的政治合作，联手挽救和重建全球经济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许就不会发生。

其三，在世界滑向危机之际，缺乏有力的领导者是灾难性的。从政治层面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领导能力下滑、新的全球领导体系没有及时建立的结果。在英国逐渐丧失工业优势、进而丧失经济和政治权势的情况下，假如当时的英国能够接纳更多的大国，将它们塑造成新的国际领导者，危险的世界大战还会不会发生呢？

1914年秋，正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评论道：“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欧洲顷刻间陷入黑暗，当时的世界未能预料。谁能说百年前欧洲陷入黑暗时刻带给人们的恐惧，就一定能给今天的人们带来多少启示呢？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及演化，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纷争，同样发生在最新一波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发生逆转之际，这在提醒人们，该好好翻一翻百年前的那段惨痛历史。那些自以为是的政治家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一定比百年前那些政治要人更高明睿智。（程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