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不久，差不多同时对两个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予大力支持。由于情况不同，支援朝鲜是公开派志愿军出国参战，举世皆晓；支援越南则是秘密进行，鲜为人知。这是我们党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之后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一次伟大实践，其结果是好的，意义是深远的。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们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开创了新局面。为了做好对外联络工作，党中央于1951年成立了对外联络部，而对越南工作是中联部的一项重点工作。

　　半个世纪风风雨雨地过去了。当年的这一段工作，时至今天，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

　　肩负对越南工作的重任

　　越南于19世纪下半叶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侵占了法国。1940年9月，日本侵占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向日本投降。1945年，越南共产党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有利时机，举行了“八月革命”，推翻了奴役越南达80多年的法国殖民统治，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是法国殖民者不甘心失败，很快又卷土重来，于1946年底向年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全面进攻，占领了所有重要城市、海港、交通要道。武器装备简陋、作战经验不足的越南人民武装力量被迫转移到农村和丛林地带，以游击战与侵略者周旋。新中国成立时，越南人民浴血抗战已进行了近3个年头。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越南民主共和国处境十分艰难。

　　早在1948年，胡志明主席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出高级将领到越南协助工作。由于当时各种条件尚不具备，一时未能满足其要求。直到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与越南接壤的我国南疆和西南边疆各省份完全得到解放，才为支援越南的民族解放战争创造了便利条件，胡志明主席在此之前提出的要求才得以实现。

　　当时有关援助越南问题，都是通过党的途径商定解决。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8月，越共中央3次来人同中共中央商量援助越南问题。第一次来人是李班②，第二次是胡志明主席亲自来，第三次是派阮良朋来。

　　中联部成立前，中央对越南已做了三项主要工作：

　　第一，我国政府于1950年1月18日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同其建立外交关系，随后苏联、朝鲜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也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使越南在外交上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困境。越南党为了感谢我国率先并推动其他兄弟国家在外交上给予的有力支持，特地以同我国的建交日——1月18日——定为“越南外交胜利日”来纪念。

　　第二，互派党的联络代表，负责两党之间的联络事务。1949年10月，越南党通知我党，委派黄文欢为其驻中国的联络代表。我党则委派罗贵波同志为驻越南的联络代表。罗贵波于1950年2月到达越党中央所在地。中越两党互派联络代表，进一步加强与密切了两党的关系。

　　第三，根据胡志明主席同我党的商定，中共派遣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赴越工作。代表团于1950年8月抵达越南。同时又派陈赓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专程赴越协助指挥打开中越通道的边界战役。陈赓于1950年7月由云南方向入越，边界战役于9月中旬打响，10月下旬胜利结束，完成任务后于11月初离开越南回国。应越党的要求，中共还派政治顾问赴越工作，成立以罗贵波为首的政治顾问团。

　　除了上述三项主要工作外，中方还接受越党的要求，让其在云南设立军校，在广西设立干部子弟学校，派干部来我高级党校学习，我方一些军事院校还接受越南军事人员来学习各种技术，等等。至于给越南的各种物质支援，则一直根据越南的实际需要源源不断地输往越南。

　　中联部成立后，承办中央交付的同兄弟党联络的事务。这时虽然中越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越南首任驻华大使亦已于1951年4月向我递交国书，但考虑到越南尚处于激烈的战争环境，又无固定首都，故建立使馆事未能与越方同步进行。因此，有关中越双方之间的重大问题仍通过党的途径商量解决。作为党的外事工作部门的中联部，很自然地肩负起对越南工作的重任。

　　中联部除了要搞好调研工作和同越南党进行正常的联络事务外，还要主管顾问团的工作。1951年12月和1952年8月，经中央批准同意由中联部作为协调机构，代表中央对派赴越南工作的顾问实行领导。

　　领导顾问团是一项很繁杂和政治性很强的工作。顾问团人员来自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人数达数百人，是一支庞大的队伍。顾问出国审批手续，有关文电办复，政治思想教育，学习材料，回国休假、看病，任务完成后回原单位或另行分配工作，以及家属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要由中联部办理。

　　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越南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同时我国亦已在越南建立大使馆。中央决定改派专家技术人员到越南协助工作，取代政策性质顾问。原派出的顾问人员除少数改为专家技术人员继续留在越南工作外，余均于1955年年底回国。以后派往越南工作的专家技术人员由越南通过政府途径聘请。至此，中联部领导顾问工作的历史使命才告结束。

　　领导顾问工作事关重大

　　派顾问到外国工作，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虽没有一套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但是中央对这项工作特别重视，对越南许多重大的工作与决策，都亲自掌握或过问。而作为直接负责处理同越南党具体联络事务的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同志，曾在第三国际工作较长时间，同兄弟党交往有较丰富的经验。这两个条件是领导好顾问工作的最重要保证。

　　一、认真抓顾问出国前的审查与教育。顾问在越南工作做的好或坏，直接影响到我们党的声誉，所以挑顾问人选是很重要的一环。中央对此十分关切，叮嘱中联部一定要把好审查关，派好的干部出去，并且作出示范。1953年，有一次军委总干部部发电到某单位调干部到顾问团工作，电报措辞极一般。少奇同志看到此电稿后写信给稼祥同志。他在信上写道：派干部出国工作，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这样发电去调干部，决不能调到合适的。必须严格地规定条件，必须本人确实了解出国工作的重要性并愿意出国工作。必须由各区负责同志亲自审查，并须集中到中央审查。不合格者不要派去，并退回原单位另调。合格者在出国前须向他们严格交代清楚，在国外应怎样工作，如此才能选派适当的干部到国外工作。他在信上最后向稼祥同志交代：“此事请你亲自组织，并在出国前报告中央批准。电稿交你，由你告总干部部另拟办理。”

　　少奇同志说的这番话，其实早在1950年首次派军事顾问赴越时，中央领导同志对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军事顾问团有不少同志行前都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如朱德、少奇同志以至毛主席的接见。他们向顾问们谈出国工作的任务及其重要性，要求大家高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越南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切实做好援越的一切工作，顾问们奉命首次到外国工作，那里的情况同我国迥然不同，思想上多少有一点疑虑。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引用《西游记》的神话故事，风趣地说，所谓九九八十一怪，都是假的，你们不要害怕。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使大家受到了教育与鼓舞，满怀信心前去工作。

　　中央领导同志抓顾问出国前教育一丝不苟的精神，给下属机构办事的同志树立了榜样。

　　二、对在工作岗位的顾问结合实际加强思想教育。当年派去越南工作的顾问，有经过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烽火洗礼的老干部，有在解放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年轻干部。这些同志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比较优秀的干部。但是到外国帮助工作，那里的国情同国内情况完全不一样。为了更有效地帮助越南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加强对顾问的教育和对他们提出严格要求是十分需要的。1950年8月在派出军事顾问团的同时，中央军委制定了一个顾问守则共7条。后来随着派出的顾问人多而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对原来的顾问守则有加以充实的必要。中联部于1953年5月草拟了《顾问团工作守则》共14条，经毛主席批准后送顾问团执行。同年9月，在稼祥同志主持下，中联部又起草了《中央关于顾问工作的指示》，以中央的名义向顾问团下达。两个《守则》和《指示》明确规定顾问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十分具体。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高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当把《守则》送给毛主席审批时，他在“国际主义”这一条加上“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党与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一句话。毛主席加上的这一句话赋予国际主义以更深的含义，反对大国主义流露于字里行间。

　　毛主席知识渊博，熟悉中越两国的历史关系。在历史上，中越两国封建王朝之间曾经发生过数次战争，而在两国历史关系中留下了一些阴影。法国殖民者统治越南时期，别有用心地大肆宣传历史上“中国侵略过越南”，以挑起越南人民对中国的不满，来掩饰其侵占越南的罪恶目的。中越两国在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成功后，两国之间有了崭新的关系，对过去历史上留下的阴影，力图以实际行动来消除它。毛主席在《守则》加的那一句话所表达的思想是很深刻的，即对越南讲国际主义，但根据中国是大国、越南是小国的实际情况，仅提帮助还不够，对人家还必须做到“尊重”与“拥护”。这是毛主席结合历史、结合越南实际情况对顾问进行教育的生动范例。

　　第二，在工作中必须注意内外有别。这是对顾问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指示》精辟地论述了中越两党关系，指出中越两党是一家，因为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家庭的成员；但中国与越南又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国家，两国的党是各自独立的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党与越南党不是一家。因此顾问同越方的关系，既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是一个党内的同级关系，所以顾问在越工作绝不能如同在家里——中国——一样。基于这种关系，顾问在工作中对越方既要热情帮助，但不准干涉对方的人事，不要加入对方的争论，更不能越俎代庖，代对方做指导性的工作报告和总结报告。

　　第三，加强组织纪律性，对上必须多请示报告。鉴于在外国工作的特殊情况，《指示》规定顾问对上级顾问、顾问团团部对党中央要多报告，多反映情况，而且要具体，各级顾问对越南党各级组织提出重要建议前必须层层请示。《指示》特别指出，顾问团负责同志参加越方的各种会议，尤其是政治局会议，必须次次报告，并摘要报告越南负责人的重要发言内容及顾问在这些会议的讲话要点。中央对顾问团在工作方面出现的差错，及时予以批评。

　　还有，中央对顾问团的工作方法亦随时给予具体指示，指出：顾问提出的必要建议，应只限于比较重大的问题；对某些重大问题把握不大时不提建议；提出建议时不应强调对方接受，不应与对方争论；顾问对越南党各级组织负责人应在幕后帮助，不宜出台唱戏，更不应出台唱主角，等等。由于中央对问题抓得及时，指示全面而具体，才使顾问团的工作少犯错误。

　　1955年7月，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回顾问，改派专家技术人员赴越帮助工作。这时中央又发了一个《关于驻越专家和技术人员若干问题的指示》。经过几年的实践，这个《指示》比以前的《指示》等，又有了新的内容，最为突出的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必须“反对大国主义也就是反对民族主义”，对驻越专家技术人员“必须经常地、反复地”进行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指示》特别指出，“像中国和越南这样两个大小不同的民族与国家，……我们就更应警惕大国主义思想”。《指示》除再次强调指出中越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外，又加上了是“完全平等”的提法。

　　上述《守则》、《指示》，可说是我们党对顾问工作指导思想的精髓，其中提到的同越南党交往的一些重要原则，可以视为今天我们党在党际交往中制定的四项原则的雏形。应该提到的是，上述《守则》、《指示》的形成，稼祥同志为其付出了巨大心血，他的许多卓识都融于其中。

　　搞好调查研究乃是根本

　　中央在对越南工作中，把调查研究越南党和越南社会基本情况放在首位来抓。据罗贵波同志回忆，他赴越南工作前少奇同志曾指示他说：去越南的任务是转达两党的意见，沟通两党之间的关系；还要搞好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供制定援越计划的依据。他抵越不久，中央发电指示他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具体分两步走，第一步要对越方急需的军火援助和交通运输情况等主要问题首先进行研究和提出意见；第二步要对战胜法国侵略者所须解决的各项基本问题如主力部队的建立、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等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后来经过中央批准执行的《顾问团工作守则》14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要顾问对越南情况“必须注意调研”。

　　中央对顾问团报回来的调查报告认真研究，对做得好的予以肯定，对不足之处即给予提醒。1953年，胡志明主席在同苏共和我党商定后在越北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十分关切，对顾问团报回来的材料，首先肯定他们的成绩，说他们对这方面的报告“比以前增加”，同时亦指出不足之处，如“报告还不够多和不够系统，不够及时”等，鼓励他们多报材料。

稼祥同志在中联部的建设中，对调研工作作出的贡献很大。1951年3月，他在庆祝中联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指出搞好调研工作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对周边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因为这些国家是我国近邻，他们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立刻影响到我们这边来。他做了很形象的比喻，说如果邻居有人打了喷嚏，你就得注意自己会不会被传染得了伤风。他鼓励大家重视和做好调研工作。

　　稼祥同志到中联部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熟悉中联部主管研究的对象党及其所在国家的情况。有一天，我们得到通知：“王部长要看有关介绍越南的图书，凡是中文的他通通要。书找齐后送交他的秘书。”我们找出十来本，有中国人写的，有越南华侨写的，有越南人写而译成中文的。约过了一个星期，他的秘书将全部书退回给我们，并说：“这些书王部长都看过了。”这件事突出地反映了他勤奋研究的精神。他在主持中联部工作期间，在调研工作方面出了许多好主意，例如提出反映情况“要新、要快、要短、要尖、要深、要广”等等，为中联部调研工作的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在稼祥同志的领导下，中联部还积极参与对越南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研讨或代中央为越南党起草一些指导性文件。

　　对越南工作的显著成果

　　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顾问团的努力工作下，50年代初期对越南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就是帮助越南人民打败了法国侵略者，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央的正确指导思想是对越南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1950年7月，毛主席曾指示陈赓“在越南应帮助他们打几个仗，打开一个相当局面”。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越北解放区被法军分割包围，整个中越边界线也被法军严密封锁，中国援越物资和中越双方人员往来严重受阻。例如，1950年初胡志明主席来中国，在越南境内徒步走了17天才到达中国边境。越南党考虑到，首先必须打破法军的封锁，才能有效地接受中国的援助，为抗法胜利创造有利条件。他们决定先拔除同广西接壤地段的法军据点，打开连接中国的通道。军事顾问团赞同越方的决定，并在对部队进行短暂的整训后，协助越方于1950年9月中旬发动了边界战役。这个战役历时一个月，歼敌8000余人，打通了7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越南在这个战役投入了2万多兵力，是抗法战争以来打的一次最大的仗。这次战役的胜利大大提高了越南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越南军民抗法战争必胜的信心，为解放整个越南北部奠定了基础。陈赓同志完成任务后于同年11月初回国。

　　边界战役是我们党首次协助兄弟国家打的第一个胜仗，赢得了越南党对我们党的信任。胡志明在1951年2月举行的党的二大上作的政治报告中说：“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条件，使越南革命受到中国革命很大影响。而越南革命应该学而且已经学到了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由于中国革命经验，由于毛泽东思想，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由此我们已取得许多胜利。”二大通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列，作为越南“党的思想基础和一切行动的指针”。

　　军事顾问团在边界战役之后，用两年半多一点的时间，一面帮助越南整训、扩建部队，在政治思想教育、作战训练、后勤保障供应等各方面，建立了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以加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另一面协助越南在北部平原、西北部和老挝北部组织了6次规模较大的战役，解放了大部分地区。法军被迫龟缩到两个地方，一个是河内到海防两大城市及其周围的地区，另一个是西北通往老挝的战略要地奠边府。胡志明主席同我党商定后，决定一鼓作气，攻打奠边府。1953年12月越南军队对奠边府进行合围，1954年3月以4万多绝对优势兵力发起总攻，到5月7日，解放了奠边府，全歼守敌16000多人。至此，军事顾问团实现了毛主席关于帮助越南“打开一个相当局面”的指示。法国看到大势已去，被迫于5月8日坐到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谈判桌来，并于7月21日签订一系列协议，停止侵略战争，撤退在印度支那三国的军队，“保证尊重”越南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越南人民八年抗法战争胜利结束。

　　政治顾问团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保证抗法战争的顺利进行直至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越南的抗法战争实质上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对越南来说，如何彻底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支援这场战争是十分重要的。土改问题便被提到议事日程来。1952年10月，胡志明主席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斯大林和少奇同志同他一起商讨越南土改问题。1953年土改在越南全面铺开，并于1956年完成，将81万公顷土地分给了2104000户农民。越党中央认为土改胜利“具有战略意义”。

　　越南在抗法头几年中，对财经工作未制定一套适合于战时环境的税收政策，例如对农民只规定收土地税和公粮（每人10公斤稻谷）两种税，但实际上农民还要负担地方上各种自筹的捐献、摊派，名目繁多，征敛次数无限，一方面是农民负担不轻，另一方面则国家收入不多。这样一来政府收入不能保证战争的需要，国家财政赤字靠印发钞票来解决。结果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高涨，市场不稳定。从1951年开始，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南整顿财经工作，制定了一套合理负担的农业税和工商业税收政策，为政府收入广辟财源，扭转了财经工作存在的困难局面，有力地支持了长期抗战。

此外，政治顾问团还协助越南在党建、统战、公安、交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对保证越南抗战取得胜利都起了重大作用。

　　1954年停战后，顾问还协助越南制定接收大城市的各项政策，使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54年8月，越南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范文同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全面评价了中国对越南援助所取得的累累成果。他说：“在8年抗战中，越南人民得到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是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家，其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各方面就更加密切。我们学习了中国武装斗争与人民战争的经验，民主改革与土地改革的经验，抗战时期财经工作的经验等等。我们把极其宝贵的中国经验与越南抗战实践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在军事方面的巨大胜利，获得了土地改革、财经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显著成绩。”他还说，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对会议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促使会议克服了一切障碍，终而达成了协议，使越南争取到和平。

　　回顾中越两党交往的历史，5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两党友好关系处于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至今仍为中越两国人民所铭记。越南惟一健在的老一辈领导人武元甲大将1989年5月在纪念奠边府大捷35周年接受越南记者采访时，仍念念不忘当年同中国的亲密交往。他说，那时“中国在我们身旁，从物质上和经验方面尽心尽意地帮助了我们。中国同志真诚地向我们提出意见、建议，总的来说，他们尊重我们，一切事情都由我们作出决定。”

　　胡志明主席在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曾发表一封《致华侨兄弟书》，论述了中越两个民族数千年来的密切关系，并指出：“中越原是一家人，让我们更加亲密地携起手来。”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今天回顾上一世纪50年代初期中越的亲密关系，以及后来这种关系的发展，完全印证了胡主席这句话的真谛。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