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了陕甘苏区根据地。当时蒋介石为了进攻红军和陕甘苏区，在西安成立了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一部分蒋嫡系部队对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以东北军为主力，由南向北疯狂进攻。中央红军一到陕甘苏区，就同十五军团一起，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了这次反“围剿”斗争。有名的直罗镇战役，便是在毛泽东同志亲临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给面临亡国惨祸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巨大鼓舞和有力推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党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也影响了统治阶级的中上层。不但在统治阶级政界发生影响，对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人也有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对于被蒋介石驱赶到陕甘前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于两军的统帅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时候，我党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从此，党对张、杨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即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开始进行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我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地下党的工作。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抓了起来，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央红军刚到陕甘苏区南部鄜县一带的时候，我们还被关押在瓦窑堡。党中央派贾拓夫、王首道同志把我从红二十五军政工队释放出来。
十一月间的一天，贾拓夫同志通知我，要我赶到前总驻地——鄜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谈工作。我由瓦窑堡星夜赶到前线总指挥部。其时，直罗镇战役刚结束，全歼了东北军牛元峰的一○九师，大量物资和俘虏需要处理，前方异常忙碌。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招呼我住下，告知我来这里是毛主席调的，工作将由毛主席当面指示。
在我到达前总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约我谈话。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个群众住的土窑里。毛主席一见到我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然后谈到了将要分配我去做的工作。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从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名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同志等在这个部队中做过工作，还有不少党员至今在十七路军中做秘密工作，在杨虎城将军周围还有一些同情我党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先生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作负责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我愿意尽力做好这项工作。
在那几次谈话中，毛主席反复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政策。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的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阵营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要改变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过去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接着，毛主席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以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我去西安的任务。毛主席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听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我党政策的深刻阐述，我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思想大解放。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策略；四处树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路子越走越窄，工作被动，损失很大。现在，毛主席来了，端正了党的政策和策略，革命道路开阔了，工作好开展了。我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艰巨任务。
毛主席同我谈话结束，我在前总又住了几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给我不少指示和办法。等毛主席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交给我以后，就从前总出发，经过张村驿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
关中特委许多同志是我很久不见了的老战友，为了保密，没有一一见面。我只同有关同志积极地进行准备，找化装衣物，证件，研究选择外出路线。关中特委特从边境调了一些地方干部提供情况，参加研究。有的同志主张经赤水（苏区新建县，地在旬邑县西部）出苏区，有的主张经正宁县由庆阳出苏区。这些主张都有缺点。后来，我同邠县北后区工作的地方干部赵洪同志谈话之后，决定从邠县与长武县之间出苏区。这个地区没有正规部队驻守，虽有民团，但晚上不敢出来骚扰。只是我路不熟，需要找个带路的同志。路线决定以后，便起身，当晚到达赵洪家中。由赵洪找到了一个在乡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为我带路。我们研究了边界情况，便和带路的同志向长武出发。天明前已出了苏区到达泾河东岸。
从离开关中苏区，一气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华里，虽然有些疲倦，但却是一帆风顺的。在距长武县二十五华里的地方，碰到了两个便衣特务，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盘问和搜查，缝在我的皮衣里边的毛主席写给杨虎城等先生的信，也被搜了出来。幸好这俩是“土特务”，当看到信是写给绥靖公署主任的，便有些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发落。我就装出一副国民党大官的神气，大声问他们是谁派出来的，并吓唬他们说：你们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是不利的。这两个家伙更加发慌，说他们是长武县政府派出来的。我知道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乃十七路军中的老人，是忠于杨虎城的。这时，我比较放心，对两个便衣说：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特情人员，是杨先生派到苏区边界做工作的，现在回西安去报告工作，同你们的党县长也是老朋友。他们相信了，请我们到附近村子休息，吃饭，并把他们搜出的信件还给我。
当时我考虑，把这些信秘密地从长武县带到西安，是很不容易的，同时，这两个便衣也难免不走漏消息，但估计党伯弧还不至于破坏我们的事，因为这件事暴露出去，对于十七路军是很不利的。于是，我决定设法和党伯弧见面，争取他的同情，以免泄露秘密，顺利到达西安。长武县的城门是由“中央军”守卫的，这一关如何通过，就是一个问题。为了避开进城的检查，我给党伯弧写了个信，诈说奉杨先生之命，有要事商量，要他到城外相会。此信由一个便衣先送去。大约下午六时，我们到达长武县北门外，党伯弧果然在路边等我。党命令便衣离开以后，我对党从实说明了来意，简略地讲了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的形势，蒋介石不信任并削弱十七路军的事实和杨先生同我们已有多次来往，此事关系国家大局，也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前途，要他加以协助。我谈完以后，党伯弧县长表示帮助，并说他同十七路军是利害相联的，一定想办法平安地送我到达西安。党所顾虑的是两个便衣知道了，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三百多里，万一出了岔，不好办。我告诉党可以按我告诉便衣的说法，对付便衣。至于护送方法，可以选择可靠人员用押解的办法，可以保证安全，万一出了事，也可以避免连累他。他同意了，同我一块进城。第二天清早，党伯弧选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队长带了四个兵，用大卡车“押送”我往西安，汽车一直开到西安新城绥靖公署。杨虎城先生见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我。此人曾参加革命，渭华暴动时，我们曾经认识，后来，他消极了，但还认识我，表现特别亲热。他们把我安置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张依中向所长吴怀仁介绍，我系十七路军的特情人员，是被红军俘虏后逃回来的，需要审查以后才能复职。看守所长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狱吏，习惯于奉迎，他看到我同他的长官平出平入，便尽量向我献殷勤，安置我住在一个较好的房间里，每天单独开饭，极表关怀。我名义上虽然是“犯人”，实际上却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到张依中、吴怀仁的办公室里去闲话，了解情况。谈话中张依中一再表明他所以脱离革命，只是同某些人有不同意见，没有做过坏事，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一定尽量帮忙。一次，谈起渭华暴动，张说他对刘景桂（刘志丹）同志印象极深，详细问了刘的情况。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张依中来说，杨先生约我谈话。并开来一辆小车，送我到新城。杨虎城先生在新城大楼门口等候，接我入西客厅谈话，没有别人参加。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没有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说张是共产党员，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军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双方并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磨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军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伸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军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机会，安全地暗渡嘉陵江，完成了和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源、城口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进攻宁强、沔县。东、南、西合围南郑，汉中地区腹背受攻，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一线进攻汉中呢？这点也正充分说明了我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
红军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有困难。该部到达陕豫边地区后，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警三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张部尾随比柳旅更为接近。红二十五军误认该部再寻机攻击，遂于柞水之九间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以后，和上级失掉了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被误杀了。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我党党员，现在我党中央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于十七路军说，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陈立夫等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会互不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蒋介石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
杨虎城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但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明确态度。从语气和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杨先生最后向我说，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谈，指定王菊人先生（当时任杨的机要秘书）和张依中先生继续同我接谈。并说如果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带往苏区。此后杨先生还接谈过两次，是礼节性的。一次是（王菊人先生在坐）同意王先生同我谈话的内容和所定的联络办法。一次是我要返回苏区时的寒喧，表示代问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好。
同杨谈话以后的第三天，王菊人先生约我到中柳巷他的家里谈话。王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组织，我们是相互知道的，但这次见面，王却表示很疏远。他一开口就说红军经过长期行动，到达陕北可能很疲倦了吧？分明是暗示红军联合他们是出于不得已。我说：红军主力已顺利到达目的地陕甘边区了，初进苏区便打了几个胜仗，吴旗一战歼灭马步芳的野骡子旅大部分；直罗镇战役，东北军牛元峰一○九师全部歼灭，王先生大概听到了吧！因我这样回答，王就转换话题说：贵部到西北后，对马回回军如何对待？马家军以强悍著称，搞不好，很麻烦。我说：马家部队也不是蒋的嫡系，如果他不积极骚扰，我军亦愿意互不攻击。同时，马家部队也和红军较量了一下，并未占到便宜，看起来也不象传说的那样勇猛。接着王菊人先生表示同意同红军建立关系，但极力宣称十七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这次和红军建立关系，是为了革命，望双方都能抱定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原则。我说：我们都是西北人，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还知道若干。为了国家的利益，两军的利益，为了西北人民的利益，我们都应为两军的联合尽一份力量，促成两军的合作。
从王菊人家里出来，回到军法处，张依中早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一见面，就对我说，王菊人不够朋友，爱弄小聪明，要我多加注意。张说这话的用意何在，我一时弄不清楚，只好随口应答几句。从张后来的谈话我才了解到他是在极力表示要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由于张依中的帮助，我能够自由外出访朋探友了。于是我就设法会见杜斌丞先生，从朋友那里知道杜斌丞先生住在大湘子庙街。在一个晚上，张依中先生约我到他家谈话，张住在正学街。由张依中家中出来，我就去杜先生家中，杜先生亲自出门迎接。我告诉杜先生，毛主席有信给他，都在杨先生那里，不知收到否？杜说没有接到。他估计可能是被杨先生扣押了。杜先生表现很热情，问了陕北许多熟人的情况，继而分析了杨先生的态度。他说杨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一些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杨先生对红军有些害怕，宜多作解释，以打消他的顾虑。随后杜先生也提到张汉民的问题，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相。我便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张遇害的经过，说明这个误会是大家的不幸，党中央已追认张为革命烈士。杜先生听了以后表示说党处理的很适当。对于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问题，杜先生说，他是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的，今后当极力促成两军合作抗日。我辞出时请求杜先生代我约邓宝珊军长，他慨然答应了。以后也还多次设法去杜先生公馆，了解西北各方面的情况。有天晚上同杜先生谈完话回到住处，天已很晚了，张依中派人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张对我说，你近来活动的太多了，已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杨先生也知道了。不知什么人出的主张，杨先生已令我处庞志杰队长监视你的行动，怕你出岔子。如果在外边被中央发觉，立即设法把你抢回来；假如不可能，要先开枪伤害你，千万不能让国民党把你活捉了去。我很耽心，所以才秘密告诉你。杨先生这样布置，是为了十七路军的利益。张这样告诉我，是真是假，不太清楚，不几天庞志杰也把杨决定的内容秘密告我。但是说明了我的行动是被十七路军方面大为注意了，必须小心一些。过了几天，王菊人又约我到他家谈话，这次王的态度比较客气。他说你可以返回苏区了。杨先生认为红军和十七路军都是抗日部队，双方力量都不应削弱，要互相谅解，双方都应当避免冲突，行动尽量告诉对方；如果遭遇，双方都不要采取包围追击。你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买点，前次杨先生告诉的××先生和你一块去，请你多加照应。
在西安住了约一月，到此告一段落。临行前到杜斌丞先生家里辞别，传达说杜先生去了三原，他代我约会的邓宝珊先生也没有可能见到了。
过了一天，张依中通知行期和路线。他说，明天就走，同行人在北门外会齐。坐马车经三原去淳化，淳化驻军是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我听后内心确实高兴，因为我和揆要同志可以见面了，我们分别已有一年多了。张还说，杨有电话给阎团长，说你们是中央派去陕北谈判的大员，要阎亲自接待，要我不可露出马脚。送我们的又是庞志杰。真凑巧，送的和接的都是共产党员和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那有不放心的呢。早七时在北关集合了，杨先生要我带往苏区的那位先生在三原，我俩住在一间房子内，才知道这位“代表”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王世英。
次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淳化县，阎揆要团长在城南门外等候，庞和阎是老同事，先由庞介绍了王世英同志是杨部高参；介绍我是“中央大员”赵仲远先生。阎团长摸不清头脑，只是点头。回到团部后，阎说，原来“中央大员”就是你。在阎揆要同志的团部住了一夜，由雷展如同志送我们到苏区边界，雷当时任连长，也是一位陕西军委领导的老共产党员。
我们进入苏区走不到二里路，就被一支武装包围了。他们是当地的游击队，看我们穿着长袍，带着礼帽，不由我们分说，硬要捆我们到队部去，我们怎样解释也不听，队员叫我们“反对派”（陕北苏区群众把国民党叫反对派）。到了队部，见到队长，他笑着说：“我的汪政委，几乎把你当反对派了”。队长姓杜，是红军二十六军的班长，他是认得我的。休息吃饭以后，由杜队长派人送我们去关中特委所在地蓝衣村。
附记：这份材料是一九四二年在关中边区马栏镇写成的，这次仅在文字上略作了修改。
一九五八年六月于青岛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