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在出访苏联期间，除同斯大林讨论了中苏双方有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外，还商定将苏联关押的在我国犯有战争罪行的一千多名日、伪战犯全部移交给我国，由我们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审判。于是，中央决定成立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委托司法部负责接受战犯等工作，并命令东北公安军负责执行押解和看押日、伪战犯的任务。

　　（一）

　　1950年7月间，东北公安军司令部把押解和看押“日、伪”战犯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公安五十三团，当时我们几个团领导干部感到任务突而艰巨思想压力很大。特别是周总理明确指示我们要不折不扣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做，百分之百的完成好任务不允许出一丁点差错。我们想，这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任务，做到“不跑一个”没有什么问题，要求“一个不死”就难了。我们一些同日军作过战的老同志都知道，因日军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讲究武士精神，其骨干分子一心孝忠天皇，一旦绝望常常就来个玉碎（自杀）。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犯人，最后一旦获知将被移交中国人民审判时，如果进行卧轨、撞火车……以死负隅顽抗，谁能阻止得了呢！再说，这些日、伪战犯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了14年，犯下了滔天大罪，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人民群众发现他们被押解回来，不声不响的组织起来，强行把他们抢去，碎尸万段，向他们讨还血债，我们怎么能制止得了呢！然而我们又一想，这是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有想办法尽心尽力去完成，不能讲任何客观条件。于是我们细致地进行了研究。记得当时执行这项任务的主导思想是：内紧外松，绝对保密，不使战犯发生错觉，不让群众知道情况。同时制定了执勤方案，命令三营十一连执行押解任务。为有足够的兵力严密监视战犯的行动，防止他们逃跑、行凶、自杀和其他突然情况的发生，并命令从十连抽调出几十名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老同志，配属十一连共同完成任务。为隔绝战犯同外界联系，途中不被群众发现，押解战犯的列车上的玻璃窗都贴上纸。为方便哨兵处理情况，车门上的钥匙全部取掉。为不走漏消息，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不向部队传达。

　　几天后，我们奉命从沈阳出发，干部战士总共230多人。所带武器，几乎全部是缴获日军的三八式步枪和歪把机枪，还有掷弹筒、手榴弹和枪榴弹。部队出发之前，我们作了简单的动员，只讲了到我国北方执行一次特殊性的任务，不允许打听，不要乱猜疑，一切行动听指挥。谁违犯了纪律处分谁，谁完成任务好嘉奖谁。部队上火车后，列车中途除了上水停车外，一直向北开。列车快到长春时，我们把排以上干部叫到一个车厢里，向他们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和要求，讲明了我们执行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设想了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发生的问题，要求干部和共产党员以身作则，模范遵守纪律，圆满完成任务。

　　列车奔驰了一天多的时间，到达了我国黑龙江北部绥芬河车站。部队下车后，住进了车站几间简陋的小平房里，执行这次接收战犯任务的公安部门有关领导和刚组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部分工作人员，也和我们同车到达了绥芬河车站，他们和我们穿得是一样佩带公安军盾牌臂章的军服，我们互相及时取得了联系，共同研究了接收和押解战犯的有关事宜。

　　大约过了五六天的时间，18日早晨，从苏联境内开过来一列数十节有盖的特殊货车，车厢周围、车厢与车厢连接处，都用木板铺成一条狭窄的通道，列车从头至尾每一节车厢顶部拉了好多条电话线。一看便知，这就是押运战犯的列车。

　　我们按着制订的执勤方案，早已做好了接车准备。站里站外都派了哨兵警戒，并用两个排的兵力现场接收战犯。列车到站停下不一会儿，从第一节车厢里下来几个指挥官和几名士兵，随后各车厢里的哨兵也都先后下了车。这时，我方负责接收战犯的领导和有关人员走上前去，经过翻译双方进行了约20分钟的磋商，苏方一个佩带少将肩章的军官站了出来，对着列车上的战犯，大声地讲了一阵话之后，士兵们便立即上前分别把各节车厢门锁打开，战犯一个接一个走下车来，战战兢兢地排队站在一边。他们一个个汗流浃背，面容憔悴，满脸胡须，浑身肮脏。下车后，他们东张西望，双目发出惊异的光芒。由此可想，他们心里是万分恐惧，好象大祸就要落在头上。这时，我们的哨兵威严地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布在列车的周围。战犯下车排好队后，苏方一名校级军官拿着名册呼点。被呼点到的战犯，一个接一个应声向前走几步站好。紧接着我方拿着他们移交的名册，再次呼点后，由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前面带领，顺着我哨兵组成的两道人墙中间通过上车。我们在每节车厢连接处设半个班的兵力进行看押，列车周围也布满了岗哨。并通过翻译，向战犯宣告不准他们打开窗向外张望；不准他们大声喧哗走动；上厕所要经管教干部带领。交接工作非常顺利，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全部完成了。

　　我们负责押解战犯的机动分队，分别坐在前后的两节车厢里，随时准备调用。这时车站亮起了灯光，列车缓缓启动，很快进入了夜间行车。战犯一个个疲惫得东倒西歪地打盹，年龄大，体弱的经看守员准许躺在座位底下睡着了，各自发出不同的鼾声。哨兵透过车厢里的灯光，目不转睛地注视战犯的举动。一路上，他们有的强装喜悦，有的故作镇静，有的心怀狐疑。列车在行驶途中，突然传来了“长春车站到了”的广播声，一些懂得中国话的战犯纷纷从车窗缝向外张望，车厢里一时骚动，看守人员立即制止，我们也做好了应付一切特殊情况的准备。战犯感到他们违犯了规定，又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之后，为了躲开在车站同客车相会，避免外界对战犯造成的影响，列车走走停停，21日早晨3点才到达目的地——抚顺车站。

　　列车一进站，接管看押战犯的部队就把车站围得十分严密，制高点还架上了机枪。列车停稳后，战犯拿着自己的行李由看守人员带领下车。老弱病残的乘卡车，大部分年轻体健的步行，经过一条两旁都布设哨兵的街道，来到战犯管理所。我们胜利完成了押解战犯的任务，这时心里觉得非常轻松，身体却感到十分劳累。

　　（二）

　　战犯管理所，位于抚顺浑河北岸的高尔山下，占地面积约为两万平方米，是由一座旧监狱改建的。1936年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这里修了一座监狱。我无数抗日英雄和爱国志士牺牲在狱中。战犯管理所担负看押任务的是我们二营五连和八连，在即将接受任务之前，部队做了明确分工和演练。五连负责所内，监狱走廊和院里，昼夜设有固定哨和游动哨。八连负责所外，四个岗楼设有哨兵不断观察，并有机枪值班。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墙外昼夜派出巡逻小组，风雨无阻地进行巡逻。

　　战犯入所后，看到逃跑无路，并将长期被关押，便现出反动的面孔，有的戴上了战斗帽，有的穿上了将校服，有的佩带上了军衔领章，一个个气势汹汹，骄横顽固，胡说什么“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必须无条件将我们释放”，“日本国小人口多，向外扩张是正当的”，“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有义务指导劣等民族”，“战败不是日本军队不强，是战线太长，战略不当造成的结果”等等。我们哨兵强行制止，向他们发出警告，要他们遵守监规，低头认罪。他们不但不听，反而更加嚣张，甚至对我哨兵进行辱骂。于是我们把几个带头闹监的关进了小号隔离反省，派哨兵单独看守，限其自由。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民的阶下囚，色厉内荏，害怕严重违犯监规，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就这样，那些嚣张一时的战犯，抱头呜呜地哭起来。

　　监舍平静下来，带头闹事的战犯得到了制裁。可是我们军营里的同志却想不通，认为战犯这样猖狂，为什么不给他们用大刑，让他们明白明白中国人民的厉害；甚至有人主张战犯闹监，拉出去枪毙几个，以显示我们的国威和军威。还有的打报告要求调走，说过去受日本人的欺，现在又受日本人的气。

　　面对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团营两级领导决定分批分期组织干部战士进行政治学习，提高大家思想认识。在学习动员会上，团领导讲了我们对战犯的政策主要是改造他们，不是消灭他们；要消灭的是他们的反动思想，而不是他们的肉体。这样做不是我们软弱，而是说明我们强大，过去在战场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惧怕过他们，今天我们把他们抓住关进监狱，反倒惧怕他们不成！要消灭他们只是几分钟的事情，要改造他们。使他们转变立场、观点、低头认罪，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件不容易完成的事情。在讨论中，同志们认识到这些战犯的反动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们长期受日本军阀教育，骄傲自尊，迷信天皇和鬼神，敌视中国人民，要使他们觉悟，恢复良知，是要有个过程。

　　但没过多久，战犯又闹了起来，拒不吃粗粮，把高粱米饭倒掉，扬言不给细粮吃就绝食。几天后，他们的伙食真的改善了。日本战犯按将、校、尉，伪满战犯按大臣省长、县团和其他人员，分别吃小灶、中灶、大灶，主食一律大米和面粉，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部队生活水平。干部战士看到这种情况后，又闹起思想情绪来，有的发牢骚讲怪话，说什么“给敌人吃好的，自己吃差的，真是古今中外奇闻”。思想不通，自然行动就要有所表现，上岗对战犯瞪眼咬牙切齿，下岗摔枪，气不打一处来，违背了对待战犯不打不骂、不歧视、不虐待、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一些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说出了这样做是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是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同志们知道是周总理指示后，都感到自己目光短、想得近，端正了思想，看押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

　　（三）

　　1950年6月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迅速向我国东北边境鸭绿江烧来，到了八九月间局势相当紧张，这时战犯又闹起来了。他们故伎重演，破坏监规，抗拒改造，幻想美军尽快打进中国境内，把他们从管理所营救出去。每天报纸一来，他们争先恐后阅读有关报道朝鲜战场一些消息，然后凑一起，眉飞色舞分析形势的发展，用不流利的中国话挑衅地对我哨兵说什么“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现在朝鲜顶不住，你们中国也不行”。我们的哨兵进行制止，他们骄横傲慢地一阵冷笑，好象他们就是胜利者似的。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我们和管理所对战犯都采取了相应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强了游动哨，对战犯严密监视。围墙电网昼夜放电，以防外面窃狱。管理所利用广播加强了宣传，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当他们听到“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北朝鲜人民必胜”，“美帝国主义注定失败”的话语，有的战犯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听，有的抱着讥笑的态度，公然说我们的宣传胡说八道，是欺人之谈。有一次我们同管理所组织防空演习（事先没说明），他们真的以为美国飞机来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实施民族报复手段，喜的是美国空军来搭救他们，马上可以获得自由了。后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又都垂头丧气不吭声了。

　　由于朝鲜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在我志愿军出国参战的前夕，周总理命令战犯管理所北迁。于是我们在10月18日和19日，将战犯分成两批全部转移到当时的松江省哈尔滨市。出发前，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上级命令，并同管理所领导一起作出了押解战犯实施方案。当时怕引起战犯误解发生问题，事先由所长通过广播，告诉他们这次北迁是为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等形势好转后我们还迁回来。战犯听了议论纷纷，公开要求我们无条件地释放他们，不然将来他们要到联合国那里控告我们。有的怀疑北迁是假，秘密处决是真，吓得胆战心惊。我们按着押解方案要求，不动声色，不给他们造成错觉。一路上他们虽然不住地观察我们的动向，而我们一切都同平时一样，他们才逐渐放下心来，顺利地到达了哈尔滨。到达哈尔滨后，将校级战犯关押在道里监狱，校级以下的战犯大部分关押在呼兰县监狱，伪满战犯则关押在道外景阳街看守所。战犯一关进监舍，食堂就给他们送去了热菜热饭，而我们执行押解任务、一路辛苦的干部战士，很晚很晚才吃上饭。

　　10月25日，我国政府庄严声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战。战犯一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地得意忘形。说这下好了。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好比“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快把我们放出去，你们统统混蛋！”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后来审讯他们主动交待），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

　　对于战犯的反动言行，我们采取了有力措施，根据他们闹监的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劝告、警告、独拘等处理。这样一来，战犯的反动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随着朝鲜战场局势的好转，我们于1951年3月将关押在哈尔滨道里和呼兰县监狱的660名尉级日本战犯押解回到了抚顺。1953年10月，我们又将关押在哈尔滨的日本将校级战犯和伪满战犯，全部押解回到了抚顺。回到抚顺后，我们即对前一个时期的看押工作进行了总结，找出了经验和教训，为后来完成看押任务打下了基础。

　　（四）

　　大多数战犯在押期间思想都比较稳定，能够冷静地思考自己的问题，学习也有一定的进步。但由于长期关押在监舍里缺少活动，尽管吃得好穿得暖，体质却普遍下降。这时上级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通过劳动改造罪犯的重要指示。管理所每天早上要押解战犯上工地劳动，晚上又要押解战犯收工回所，部队加重了看押任务。但我们想，只要对战犯思想改造有利，只要对国家有好处，任务再重再苦我们都愿意承担。为了不发生问题，事先我们察看了农场和制瓦厂的地形，确定了押解路线和兵力的分配及哨位的设置，并进行了实地演练。开工头几天，当我们押解战犯到农场和制瓦厂劳动时，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有的是看热闹，有的是伺机复仇。我们哨兵一面观察战犯的动向，一面注意群众的反应，防止有人投石块和其他物体伤害他们。战犯都非常明白，自己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现在失去了自由，只能老老实实低头走路，不敢对观众正视一眼。时间长了，围观的群众自然没有了，减少了外界对战犯伤害的可能性，也减轻了哨兵的心理压力。

　　伪满战犯一直表现很老实。不论是在监舍里反省学习，还是到外面劳动，都能遵守规定，不敢反抗。他们有负罪感，甘愿接受人民惩处，不象日本战犯心里存有幻想。

　　根据战犯思想情况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1954年4月最高人民检查院对战犯进行了审讯，要他们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惩处。这项工作一开始，战犯压力很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有的不吃饭，有的睡不着觉，夜间躺在床上偷偷哭泣。这一现象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即把防止战犯逃跑为主的执勤方案，修改成防止战犯自杀为主的执勤方案。我们增加了监舍游动哨，并要求每一个哨兵加强责任心，认真观察每一个战犯的表情反应，一发现反常现象马上向管理所值班人员报告。由于执勤方案修改得及时和哨兵尽职尽责，多起战犯自杀被有效地制止了。经过严密地监控和教育，战犯们也都老实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因此，我们受到了管理所同志们的称赞和上级的表扬。

　　战犯经过坦白交待和认罪悔罪之后，逐步认识到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也真正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他们把中国看成再生之地，把中国人民看成恩人。1956年春天，管理所为了使战犯思想进一步得到改造，遵照周总理指示精神，还组织战犯们分三批到社会上参观学习。我们承担了途中押解和现场及住地看押战犯任务。执行任务部队一律佩带手枪，着军服。先后到达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天津、北京、武汉、杭州、上海等11个城市，参观工厂、农村、科学文化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等99个单位。每到一处，战犯都感慨万端，流下悔恨的眼泪。特别是参观遭受他们血洗过的地方时，他们忏悔地跪在群众面前，痛哭流涕地要求处以极刑。有时他们哭，群众也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哨兵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庄严地站在那里执行看押任务，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参观回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日、伪战犯进行审判。审判是在沈阳和抚顺两地分期分批进行的，我们仍然负责押解和看押战犯任务。当法庭上宣布对有的战犯不判刑或免于起诉之后，战犯们泣不成声，高呼：“我们保证不再拿起武器同中国打仗！中日永不再战！”他们不住地向在场的人们鞠躬，不住地向我们哨兵鞠躬。这时，我们才真正感到，历时6年，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