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性批评、乃至为批评而批评已在中国互联网上流行，激进自由派人士是推动这类批评的主力军。他们将开展无底线批评的权利看成“言论自由”的本义，围绕言论自由的争议一时很难解开。

中国社会的批评或者说言论自由受到改革开放、互联网技术以及全球化的多重带动，总体上不断扩大。但这里有一个核心逻辑必须厘清，即各种批评必须有助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完善，而不能演变成对它的挑战。这既是批评的政治底线，也是它的法律底线。

几乎所有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都是入宪的，与法律浑然一体。认为批评只需守法，无需遵守政治底线，这是对法律的误读，是对政治与法律的危险割裂。

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误读了“畅所欲言的批评”，一些人对任何关于底线的提醒完全听不进去。他们无视中国同西方在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以西方体制下的政治及舆论活动为标准，强烈要求他们可以在中国以同样的规则行事。

必须指出，这不现实，这样的“言论自由”如果无限膨胀，将对中国的发展造成结构性伤害。应当说，部分自由派人士这些年为推动中国舆论场的多元化做了些工作，乃至社会的多元化做出了贡献，但当他们试图朝着想象中的西方标准猛跑时，他们一定会与政治及法律的边界遭遇，这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激进的自由派说到底在中国仍是小众，他们的真实追求并非中国大众的核心兴趣，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也与中国复杂的现实脱节。其中一些人策略性地同民粹主义拥抱，他们的实际生活方式、利益来源都同民粹主义的主张相左。

总体看，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成就支撑了自由主义前所未有的发展，自由派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大体和谐相处，激进自由派的作用则很复杂，他们带给社会稳定的挑战和对改革的推动错综交织，他们能否也在中国的大体系里安顿下来，这确是中国社会治理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中国大概还是要给这些人空间，中国的体制应逐渐建立这样的适应性，以及承受力。但与此同时，自由派也必须建立起明确的底线意识，在不挑战中国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发挥他们勇于批评的优势，与国家改革的节奏良性互动。这是中国体制一项相当关键的磨合，也是中国不断完善稳定的畅所欲言环境的必由之路。

激进自由派受西方的影响太多，他们大大低估了中国政治大格局的稳定性。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经过了历史的塑造，合力的咬合十分坚固，少数激进自由派的出现改变不了中国政治的大面貌，他们不应试图成为中国前进方向的主导力量。

保持政治理性对激进自由派维护自己舆论影响力很重要。这对任何其他派别同样很重要。多元化令人喜欢，但它同时要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元化相协调，这个辩证法不是空的，所有人都须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中间看到它的存在。

激进自由派在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一拨又一拨地出现，前人的教训，后人应有能力汲取、消化。希望中国新的激进自由派能拥有更多智慧，能够逐渐真正认识中国和了解世界，并以积累更多的建设性帮自己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