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省份形象危机“风险地图”日前对外公布。“风险地图”系基于2013年公开报道的2074个典型案例统计制作而成，它将内地各省份面临的形象危机总结为公共安全“危”、社会秩序“乱”、生态环境“脏”、公共服务“难”、官员素质“差”五大领域，涵盖了24个风险板块共55个风险项。该报告按属地原则对各个省份的总体形象危机度进行了统计排名，广东、北京、河南、陕西、江苏、浙江、湖南、山东、海南、安徽位列“最危机”前十名。

中国社科院的这一研究成果，因为课题承担单位之权威，所公布信息之劲爆，注定要引起广泛关注，也必然会让“中枪”的省份感觉不爽。纵然广东的治安乱、北京的空气糟等现象早已为公众熟知，但这次毕竟是以权威研究报告的形式昭告天下，自然是杀伤力不一般的。

除了对重庆未能入列前十感觉讶异外(论官员素质“差”，恐怕没有比薄熙来案更典型的了吧)，我基本认同大多数网友的判断，即这个报告所公布的事实基本真实可信。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也是情理之中，因为报告本来就是依据媒体公开报道的典型案例统计制作而成。由此也引申出一个疑问：内地各省份的真实形象，真的就可以依据公开报道来得出吗?换言之，因公开报道而受损的省份形象，真是就是危机吗?

必须承认，转型期的中国矛盾多发，这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非独一省一地特有。而且，一般来说，发达省份公共管理的水平更高，应对和处理危机的能力更强，地域形象也应更好。但为什么这个报告显示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呢?且看报告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对广东、北京“名列前茅”的解释，其第一个原因就是“负面新闻曝光多，且属地负有社会责任”。

果真如此，我不禁要为京粤二地鸣冤了。

唐钧主编分析说，“广东、北京等地区媒体高度发达与活跃，导致其形象危机事件的负面新闻与报道多”。这个原因，不说我们也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南方系”为代表的广东媒体，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扒粪运动”，以孙志刚事件为标本，南方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推动了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等政府治理改革，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和赞誉。而广东、北京等地媒体的活跃，除了媒体自身社会责任感强之外，也与当地政府治理的开明、开放有关系。试想，假如某地发生负面事件，当地政府拼命封锁消息、阻挠采访，甚至动用暴力机器“跨省追捕”，公开报道还能出得来吗(尤其是在前互联网时代)?而通过这样“捂盖子”，把真相压在箱底，暴露的问题自然迟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这样歌舞升平的“光辉形象”又有什么意义?而现在京粤等地敢于正视问题、直面家丑，与舆论进行良性沟通，让负面新闻公之于众，反而得到一个“最危机”的形象标签，让它们如何想得通?这么一个评价，又会宣示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呢?

敢直面矛盾，不文过饰非，这是现代公共治理的题中之义。如果京粤等地是因属地负面报道多而成为“危机”省份，则完全不必耿耿于怀、惴惴不安。你们其实已经用自己的开明和理智，赢得了公众的形象加分!

　　本网评论员 怀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