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因为广场舞引发的矛盾时有发生。高考临近，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晚自习学生们也有这样的困扰，每天晚自习时，学校旁边广场上广场舞的音乐声打扰了学生们的思绪。6月3日晚上，丰台城管来到丰台十二中附近的广场上，向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发放了倡议书，劝导大妈们在高考来临之际和高考期间，暂停广场舞或者降低声音，为考生营造良好环境。对于城管的劝导，大妈们并不买账，待城管走后，大妈们仍然选择调低音量继续跳舞。（6月4日《北京青年报》）

劝停大妈跳广场舞，这一次祭出的大旗是——高考，只是热爱运动的大妈们，虽对孩子们表示同情，但除了把音量调低外，割舍广场舞难以付诸实施。只要劝说的城管离去，欢腾的舞声照样响起。在公共秩序领域，广场舞俨然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规范难题。

但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广场舞有那么大危害吗？对广场舞危害的过分渲染，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放大社会情绪的行为。说到底，大妈们还是有权跳广场舞的。管理部门不可能强行禁止他们在广场跳舞。化解广场舞带来的扰民问题，希图通过妖魔化广场舞，讨伐大妈们多么不服从管理，只能把问题陷入一个越来越难解的境地。充满跳舞热情的大妈，即便不在某一个广场跳舞，也会换别的公共场所接着跳。管理部门没有这样的精力，也不可能死盯住每一个公共场所。舆论更应该学会的是如何给大妈们的爱好留下一个合理空间，开辟一条制度通道。

在高考面前也同样如此，公众必须明白，不论高考对中国学生的影响有多么巨大，以此为理由，禁绝大妈跳广场舞，都是一种对私权的侵犯。因为学生们固然有受教育权，大妈作为公民，也同样有“跳舞权”，当这两种权利冲突，需要学会的是寻求共识，而非陷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二元对立。

解决广场舞争议，必须尊重这样的基本前提，才有舒缓的可能。现在，由于城管的提醒，大妈们已经降低了音量，这说明沟通并非没有可能。相反，一再指望彻底把广场舞扫出场地，恰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民众必须明白，像广场这样的地方，本属于公共场所，可供人游玩栖息，它不可能为了一些人的需要而永远保持安静。要求在广场上的娱乐活动不扰民，也仅能要求对方降低分贝，而不是令其停止娱乐。

围绕在广场舞一事上的纠纷，反映出公共场所矛盾协调的困难。类似广场舞扰民这样的问题，它够不上“严打”的标准，却也是一个公共问题。对它的解决，需要依靠相关法律制度，也同样不能忽视群体沟通艺术的作用。设想，如果公民彼此之间学会多体谅对方，在公共场所达成一种使用共识，比如跳广场舞的大妈尽量离学校远一点，声音小一点，跳舞在相对不扰民的时段，而其他民众尽量对广场舞多一些宽容，由该舞蹈而引发的管理冲突是否会少些？（杨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