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涛

本周，世界杯足球赛时隔64年再度在巴西举办。决战、厮杀等战争词汇一如既往地被媒体用以营造比赛气氛，但国家间的对抗少了些剑拔弩张，更像官方主题曲的歌名：We Are One（我们是一家）。

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是二战后的首次足坛盛事。摆脱了法西斯阴影，这届杯赛往后，国际比赛承载和宣泄了各国民族主义情绪，足球运动趁势蓬勃发展。乌拉圭著名作家加莱亚诺将足球比作“精心编织的战争”：11名队员就是国家的利剑，体育场像一座尖塔耸立、旗帜飘扬的城堡，场地中央，一条白线分割开双方的领地，每一次敌我对峙，代代相传的古老仇恨和友爱都在这里斗争。足球紧张刺激的集体对抗、群雄割据的国家竞争、难以预料的竞赛结果，使之有着战争般的魔力，激发出人类本能中对所属群体的归属、忠诚与狂热，以及对敌方的憎恶、仇恨乃至攻击。

对于怀揣野心的政治家而言，这意味着权威、权力与资源。用政治绑架足球的始作俑者是墨索里尼。1934年世界杯赛，东道主意大利的国家纲领是法西斯国家至上，执行国家决定是每个人的天职。国家队就是球场上的战士，对闯入决赛的意大利队，墨索里尼下了军令状：“胜利就重奖，失败就去死。”他还私自任命艾克林德为决赛主裁，执法与捷克斯洛伐克队的比赛。这名瑞典裁判得到“钦点”，源于他在半决赛中的“出色”表现：多次放过意大利队员本该判罚点球的犯规，而瓜伊塔打入的制胜球，应归结于他对意大利前锋公然冲撞对方门将的视而不见。如预想般，意大利队最终问鼎雷米特杯，墨索里尼收获了空前的人气。

因二战而中断的世界杯赛，在12年后重新开始。战后极端民族主义滥觞，使得比赛结果不仅关乎球队的荣誉，更关乎国家的复仇与尊严。如战后的欧洲各国对于德国仍是满腔怨恨，世界杯对他们而言，意义之一就是向西德寻仇。

以荷兰为例，1974年世界杯赛荷兰队凭借“全攻全守”战术盛极一时，与西德队在决赛中相遇。荷兰队同仇敌忾，试图击败西德、报仇雪耻，但遭遇了意料之外的失利。14年后，荷兰队终在欧洲杯赛上以2比0击败西德队夺冠，上街欢庆的荷兰人比1945年真正的战争结束时还多。经历了两场激战的荷兰教练米歇尔斯，在一箭之仇终得报后说出了那句闻名世界的话：足球就是战争。

强烈的地缘政治意味，使世界杯成了国家间针锋相对的虚拟战场，以及宣泄族群情绪和历史宿怨的合法区域。一方面，这种原始激情的驱动和辐射使国际足球赛事更加紧张激烈，赋予了足球史诗般的冲突美感和象征效应，从而使足球的影响力急速攀升，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运动；另一方面，二战的悲剧使得不少国家对民族主义的表达讳莫如深，但一味压制民众心中客观存在的情绪并非良策，足球比赛为此提供了发泄的出口。即便比赛仍会激起球场内外的暴力，但它已通过注意力的转移，抑制了人们更加野蛮的冲动。

如今，独裁统治、极端主义、地区战争带来的历史阴影和地缘怨恨悄然隐退，有战争记忆的足球人也在淡出历史舞台。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席卷使得越来越多曾相互敌视国家的球员为同一俱乐部效力，而他们在俱乐部共处的时间甚至远远超过了各自效力国家队的时间。比如，作为南美世仇巴西和阿根廷各自的球队领袖，内马尔和梅西是巴塞罗那俱乐部关系甚佳的队友，巴西和阿根廷两队近年的对抗，那种刺刀见红的火药味也在逐年散去。

商业化而非民族主义，成为当代足球的首要动力。方兴未艾的俱乐部赛事在影响力上渐渐超过了国际赛事，并不断削弱着后者的激烈程度。虽然当初具有浓烈地缘政治意味的对抗在国际足球舞台上将愈加稀少，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超越国界的融合，或许才是国际和平与合作的福音。（黄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