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产权房，政府莫做与民争利的“合伙人”

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冯俊4日表示，共有产权住房试点正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淮安、黄石这6个城市推进，作为政策性住房的一种新形式，有人期望，有人观望。（6月5日《重庆晚报》）

事实上，共有产权住房模式，并非是一个新鲜事物。这次纳入全国试点的江苏淮安，早在2008年就开始推行共有产权住房模式，经众媒体广为宣传之后，立马成为住房这个热门话题的“兴奋点”，舆论一致给予褒扬，民众也普遍叫好，认为这个模式既可以遏制房价，又可以解决困难户的住房问题。后经多地试行之后，大家又发现了“新大陆”——共有产权住房，可以解决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上“囊中羞涩”的问题。

那么，共有产权住房模式，果真是一剂医治房价高、住房难的“灵丹妙药”吗？从江苏淮安等地的试行情况来看，效果不容乐观。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可以解决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果。问题是，一旦向百姓出售部分产权，是否也意味着允许地方政府向百姓转嫁保障房建设责任呢？还有，向百姓出售多少产权？房价谁说了算？百姓无意或无力购买部分产权怎么办？

可见，地方政府欲与百姓共有产权，首先必须百姓愿意与政府“合伙”。事实上，百姓与政府“合伙”买房，是有顾虑的。这是因为，相比政府，百姓是被领导的子民，是处在弱势的个体，如果政府要处置共有房产，百姓只能无条件服从；而百姓欲处置共有房产，如果政府不允许，百姓的胳膊永远拧不过政府的大腿，也只能俯首听命，任由政府宰割。也就是说，一旦实行了产权共有，政府将成为产权的主宰，百姓的正当权益不仅得不到保障，反而有可能被政府侵占。特别是，共有产权住房模式，未能写进《住房保障法》，缺少法律保障。

可见，试行共有产权住房制度，需要政府做一个不与民争利的“合伙人”。首先，应规避政府转嫁保障房建设责任、增加百姓负担等问题。地方政府在缓解资金压力上应调正思路，不要老想着在百姓身上“生钱”。比如，各地不仅可以大力发展房地产租赁业，创新保障房租赁形式；也可以探索创建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保障房建设公债等金融工具，多渠道筹集保障房建设资金；同时，可以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赋，打破开发商垄断，允许多种建房方式并存；更重要的是，多建一些没有堆砌政府利益的保障房，让百姓住得安心。

（张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