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丹徒县志》书影 滕建锋 摄

科举选士制度创始于隋，确立于唐。自宋至明清，中国社会完全步入科举社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取士为封建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了一条上升的垂直流通渠道，同时也成为封建专制社会的有效平衡器。著名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外尚有监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总之，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明清统治者在利用科举制度强化专制秩序的诸多措施中，各地矗建的科第牌坊起到不可轻视的彰显作用。坊本为古代城市中街巷的通称，又名里坊。早在唐时，都市城墙内由笔直街道分隔开的方块生活区称里坊，是为街坊之前身。宋元至明清，随商品经济繁荣及城市人口增多，街坊由过去整齐方块变成形状及大小有别的居民聚居区。坊内有巷，俗称坊巷。封建政府为表彰忠孝节义、强化封建伦理，于坊口或街巷口竖建牌坊，用木料或石料建成，名曰功德坊，或名节孝坊。“坊表之建，所以示旌劝”（明李尉《崇祯开沙志》卷1）。

除表彰忠臣孝子、烈女节妇外，明清时还建有彰显功名的科第牌坊。明人黄瑜在《双槐岁钞》中记明洪武二十一年明太祖朱元璋曾下旨为此科庄园任亨泰建状元坊，“圣旨建坊自此始也”。而同为明人的陆容《菽园杂记》中则记：“开国初惟有孝行、节烈牌坊，宣德、正统间始有为进士、举人立者，亦惟初登者有之，仕至显宦则无矣。天顺以来，各处始有冢宰、司徒、都宪等名，然皆有司之意”。

现今存世的纂成于明神宗万历初的《万历丹徒县志》则记载，明前期丹徒籍永乐进士盛祥的进士牌坊建在镇江府城之登云坊，取名登贤坊。盛祥，字天瑞，南直隶镇江府丹徒人，永乐十五年应天乡试中举，十六年联捷中进士。初授藩府奉祀，改任福建泉州府照磨，再迁湖南道州知州。在道州任上“以儒雅饰吏事，操介凛然”（明过庭训《本朝京省人物考》）。因积劳成疾，卒于官舍，“百姓缟素哭拜”，将其附祀于寇准祠内。盛祥是永乐进士，在其登科步入仕途后，地方竖建进士牌坊，应是科第牌坊在明前期就已出现的有力佐证。

据明《万历丹徒县志》卷一坊市条所载，明代（自明前期永乐朝至明中后期嘉靖末）建于镇江府城及丹徒县境的进士牌坊主要有：

　　登贤坊 登云坊 盛祥（永乐）

　　双凤坊 莲花亭 蒋敷（正统）蒋敌（景泰）

　　进士坊 小市街 宁珍（景泰）

　　世美坊 小围桥 胡信（天顺）

　　应奎进士二坊 虎踞门外 吴宣（天顺）

　　丹桂进士二坊 仓巷 吉惠（天顺）

　　凤鸣朝阳进士二坊 第一楼街 赵祥（成化）

　　进士坊 县治西 达毅（成化）

　　进士坊 谯楼街 杨纶（成化）

　　会元坊 府学东 费訚（成化）

　　登庸步天衢二坊 织染局南 丁玑（成化）

　　进士坊 城隍庙前 萧杲（弘治）

　　崇贤进士二坊 丹徒镇 许完（弘治）

　　解元坊二 清风桥 靳贵（弘治）

　　探花坊一 儒林街 靳贵（弘治）

　　绣衣坊 石■桥南 曹仿（弘治）

　　宾贤进士二坊 金银门外 唐鹏（正德）

　　亚元进士二坊 虎踞门外 吴淮（嘉靖）

上述进士牌坊中，有颇多人事都值得一述。如费訚为明宪宗成化五年进士，会试列第一（明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记此科“会元费阖”），殿试列二甲2名，是故在府学东所树之坊称会元坊。如靳贵是明孝宗弘治二年应天乡试解元（南闱第1名），第二年联捷成进士，一甲2名，是为探花，在科举史上留下了“应天乡试第一，庚戌会试第二，廷试第一甲第三及第”（明雷礼《国朝列卿记》）的佳话。是故建于清风桥的坊牌就称为解元坊，而建于儒林街的则称为探花坊。同样，嘉靖进士吴淮，南直隶丹徒军籍，武宗正德十四年应天乡试中举，名列第二（亚元）。世宗嘉靖二年继中进士，二甲93名。曾任监察御史、黄州知府，颇有治绩，卒后从祀名宦祠和乡贤祠。吴淮的科第牌坊有亚元坊和进士坊，均在虎踞门外，二坊之一的亚元坊即是指曾高中应天乡试第二名。再如原籍云南安宁、迁籍湖南巴陵，后来定居镇江的武宗朝大学士杨一清在府城黄佑街上有“都宪大总制太宰大学士柱国保傅六坊”，蔚为壮观。但由科举正途出身而后成为朝中大臣的少之又少，是故这类高官朝臣的职位牌坊在各地并不多见。

除进士牌坊外，明代举人牌坊也为数众多。举人与生员（秀才）的地位不一样，生员考不中举人，仍是士农工商中的“士“，而一旦乡试中举，则就有了功名，从“士”的阶层中析出，并有资格出任低级官职或教职。明代各地也有中式举人的功名牌坊，但规制要小于进士牌坊。明《万历丹徒县志》也列出举人牌坊近30处，除府城外在辛丰镇、丹徒镇、谏壁镇、吴家沙等地也有竖建。到明后期万历初时，这些举人牌坊的大部及进士牌坊的部分均先后废圮。

明代盛行竖建科第牌坊，表现出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数量不少，遍布城乡，是为科举社会等级制的物化。二是以明中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等朝为多，又以天顺、成化、弘治三朝相对集中，反映出这段时期明王朝统治较为平稳，国力较为强盛。三是无论进士牌坊还是举人牌坊大多分布在镇江府城内，是知城市是明清封建统治的重心。因而个别丹阳籍、金坛籍进士也有立牌建坊于镇江府城内，‘如曹大章（金坛）、姜宝（丹阳）、夏儒（丹徒）均为嘉靖32年癸丑科进士，是为同年，曹大章还是此科会元和榜眼，地方为之共建进士牌坊于府城京口驿后河边，取名“大魁天下一榜元魁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