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肚子了，没带纸，请民警带些卫生纸给我……”6月2日，松江公安分局接到一条让人哭笑不得的报警。奇葩报警曝光后迅速引来市民吐槽，不少人认为，向民警求助卫生纸有恶意占用警力之嫌，不值得提倡。4日，松江警方证实报警情况属实，此事仍在进一步调查中。（6月5日《新闻晨报》）

 看到这样的新闻，许多人会感觉哭笑不得。然而，“报警求厕纸”的小题大做，在日常生活中却常有上演。在私人与公共的模糊边界里，在主观与客观的复杂关系中，“报警求厕纸”不仅关乎老百姓的利益诉求，也关乎公共资源的利用问题。换言之，“报警求厕纸”既是一种错乱的利益诉求，也是对公共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占用。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最少受人照顾，人们关心着自己的东西，而忽视着公共事务”。不论是过度放牧的公共牧场，还是不翼而飞的小坐椅，抑或是“让警察接孩子”，都生动地说明“公地悲剧”客观而真实地存在；对公共资源竭泽而渔的开发和利用，已经成为一种让人担忧的社会现象。

110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理应“好钢用在刀刃上”。可是，这边厢，没有迫切需求的部分人过度占用公共资源；那边厢， “等不及”、“伤不起”一些人难以及时、有效地获取公共资源。“报警求厕纸”的角色越位，说到底是规则意识淡漠、公共精神缺失的产物。

“报警求厕纸”并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追求代价最小化，这是一种“原始理性”。

在社会生活领域，存在着面广量大的“图方便行为”，并不具备很强的图谋性，并不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去破坏规则，许多情况下就是为了贪图省事、方便，从节省活动的时间、体力等成本考虑，试图走捷径。

从表面上看，“报警求厕纸”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情况下的一种行为选择，但这种行为却在客观上给社会规范或公共利益造成了某种损伤。从思想根源上来讲，“报警求厕纸”反映出个人利益极端化的不良倾向。只看到个人的权利，却忽视自己的义务；殊不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石。在一个充满人性温度的社会里，人们不仅要关注自我，也要调整个人与其他平等个体和社会的关系。

人们在决策的过程中只考虑个人算计，而不考虑他们的行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最终导致“公地悲剧”。克服“公地悲剧”，一方面需要修复公众的规则意识、重振公共精神，另一方面也要从制度设计上给失范行为戴上“紧箍咒”——完善接警处警程序，对不合理的利益诉求适度弱化，才能有效治理“110依赖症”。

　　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