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纪委的一则“不许称领导为‘老板’‘老大’、称下属为‘哥们’‘兄弟’”的通知,日前引发关注。大概因为见惯了吏治部门特意发文向领导干部重申社会常识,有网友在新闻下评论:“何不禁止脱裤子放屁”?
但对领导干部的称呼,如今看来还真有诸多纠结。今天(5月21日)《新京报》刊发的报道,就详细梳理了目前通行的干部称呼。称,现在最常见的官场称呼是“名字+官职”,基本规则是“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相比起来,江湖色彩最浓的“老板”、“老大”多是私下泛滥,政治上最正确的“同志”称呼现在只存在于正式的任免文件,社交场合几乎已经绝迹。
因为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含义,“同志”二字在大众脑海中常常会形成一组吊诡的蒙太奇画面:解放前,一声“同志”过后,是紧紧握在一起的两双手,和“终于找到了组织”的表情特写;文革中,一声“同志”过后,是激动的泪眼和“终于摘掉帽子”的叹息。
但因为打着红色烙印,这个称呼仍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两个典故为年长的人所津津乐道:一则是工作人员向刘少奇报告工作,喊了一声委员长,刘少奇不搭理,等叫到第三声“委员长”时,刘少奇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二则是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厂职工于1984年4月给邓小平写信,称呼邓小平为“小平同志”,邓小平在这一称谓上画了个圈,批示“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中国改革形同启蒙,树立了市场伦理、改变了价值坐标、革新了社会话语系统、重新确立了社会交往规则。它极大的削弱了曾经无远弗届的泛政治化,也使得一些相关的词汇失去支点、处境尴尬。无怪在广东这样站在改革上风上水的省份里,叫领导“老板”更顺口,叫“同志”反而尴尬。
此外,“同志”天然带有的平等感,也让它与今天的一些政府机构中上下关系泾渭分明的现实产生了距离,这不是将称呼平等化就能掩盖的。报道中“称呼官衔”、“叫大不叫小”、甚至“下级对上级,不要界定正副职”的官场规则,正展现了这种权力的层级感。光靠称呼“同志”,肯定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如何在现代政府改革的语境中约束权力、监督公职人员,才是今天要探讨的问题。
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出先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年曾在全会公报的第五部分特意强调,“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这是一个富含象征意义的细节——改革背景下的干部身份,不该在“同志”和“老板”这样意象相悖的定性中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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