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直接将裸官劝退，可以视为地方强化裸官管理的自我加码，可以加大对裸官的监督力度，值得肯定。

不过，这样的“率先”之举，难免留下规范上的疑问。正如很多人所追问的，被劝退的“裸官”是清白的吗？虽说不是所有“裸官”都存在经济问题，但鉴于“裸官”长期以来在反腐案件中出现的高频率，有这样的追问也很正常。

从法律角度看，劝退“裸官”的组织行为，本应建立在“裸官”并未违反法纪的前提下，劝退也仅是一种基于“裸官”身份而行的强化管理办法。对“裸官”是否违反法纪的调查，应优先于“不得提拔”或“劝退”。换言之，“裸官”退位也应该明明白白。如果不加甄别地对“裸官”实行劝退，则容易构成事实上的纵容与包庇，难逃公众质疑。

因此，无论是从处置“裸官”的公正性，还是回应民众的反腐期待上，现阶段要落实“裸官不得列入考察对象”的基本要求，还须从细则上完善执行标准与程序。一方面，谁是“裸官”，“裸官”数量是多少，各地应该有系统性的摸排与公开，既保障公众的监督权，也让对“裸官”的管理走到公开透明的轨道上来，最大限度地减小阻力；另一方面，“裸官”身份确定后，本人是否存在违规违纪等贪腐行为，应该被纳入贪腐查处的前端，受到重点“关照”。也只有先从法纪的角度，确立“裸官”的“清白”身份后，“要么把家人接回来，要么提前退休”，才可以成为一种“合法”选择。

从反腐进程看，现阶段对“裸官”的重视与处理，依然属于对存量贪腐的处置。严格限制“裸官”被提拔或当即劝退，都是为了防止“裸官”群体的扩大和带病提拔的延续，压缩官员凭借“身份”优势肆意贪腐的空间。但对于既存的“裸官”群体，如果仅仅以终止仕途的方式加以隔绝，不仅对反腐寄予厚望的民众不满意，也有悖于有贪必肃的反腐理念，不符合反腐“零容忍”的要求。

尽管提出强化对“裸官”的管理已有多年，但真正针对性根治“裸官”的行动或才刚刚开始。这个过程中，如何确保正当的程序，将直接影响治理的效果与民众对反腐的信心。不管“裸官”是否都存在问题，但以法治为归依，以公开为手段，应该是任何治理举措都应遵循的原则。

（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