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眉山市丹棱县建立暗访监督人员库，并组织开展暗访监督活动。昨日，丹棱县纪委书记骆仕明透露，像李开鹏这样的“挑刺工”，他们“秘密”选聘了40人。“这是一份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名单，即使‘单上有名’的人，相互间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挑刺工。”骆仕明说。（《华西都市报》5月19日）

聘请“挑刺工”暗访政风行风的做法其实并不新鲜，有的地方叫“政风行风监督员”，有的地方叫“暗访队”，甚至有的地方还鼓励公众“随手拍”。几前年，山东德州市宁津县针对政府人员刮起的治庸风暴，当地纪委部门在全县轮选人际关系简单、对工作充满激情的外地刚毕业大学生，配备暗访仪，在全县各机关、乡镇暗访。不过风暴之后依然回归常态，否则“宁津模式”作为治庸利器，恐怕早成全国经验了。

“挑刺工”也好，“暗访队”也罢，其最大的短板在于，一是其难以形成常态化和制度化，依旧没有摆脱“人盯人”的治理窠臼；二是谁来监督监督者也存在问题，甚至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三是没有利益关联的挑刺，会受人情因素、工作状态和个人责任所影响，在公平性上也难有保障。基于以上理由，才导致“官聘耳目”很容易“视听模糊”而最终难以为继。

从轰轰烈烈到最终回归沉寂，既是“挑刺工”制度设计的走向，也是各地治庸行动的结局，并最终陷入“越治越庸，越庸越治”的路径依赖。虽然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能立竿见影，但权利的参与才能发挥根本作用。作风好不好，官员庸不庸，公众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的感受最为真切，诉求最为强烈，改善的愿望也相当迫切。现实之中，“公章旅行”式的作风问题，早已成为公众的心头之痛和挥之不去的阴霾。

譬如前不久，在北京工作的育龄妇女王梅意外怀上了第二胎。因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全家人为此一起行动办生育证，在老家和北京来回奔波盖了30多个公章，复印资料达50多页。一家知名企业负责人透露，该企业耗时4个多月，跑了10多个部门，盖了20多个公章，花了10多万元，仍未“备齐”办理厂房房产证所需的全部材料。如此生动而直观的事例，比任何挑刺员的见证都有说服力，若是连公众意见最大的问题都无以解决，“挑刺员”即使再强悍也只能昙花一现。

角色不同在感觉上完全不一样，无以摆脱利益束缚也难作出客观评价——计生办证难曾经是许多育龄群众的切身体会，但是广州市计生局相关负责人希望通过媒体纠正这种炒作，他举例称自己的亲戚朋友办计生证，只要把资料带齐，办证都很顺利。至于其他如教育官员体验上学难，卫生官员体验看病难，几乎成为践行群众路线线的“标配”。问题在于，假若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权力者就会对公众的呼声和诉求不会孰视无睹。以亲身之后发出“确实很难”的感慨，恰好证明庸懒散的作风问题，从来都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体系存在。没有了利益攸关方的权利者参与，一切内部式的治理活动再热闹，也难以摆脱“三而竭”的结局。

与其聘人专人挑刺，不如尊重公众反馈，这是对权力监督的根本出路，也是治庸最有效的办法。（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