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环境问题频成突发事件的诱因。如果说，“逢PX必反”已成我国已进入“环境敏感期”的显性表征，那围绕建垃圾焚烧厂的拉锯战，因循的也是类似的环境焦虑。杭州“5·10事件”，就是个典型案例。

　　如今，这起因垃圾焚烧项目选址争议而起的群体性事件，已告平息。当地官方已表态：在没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全程确保群众知情权，项目会“求取最大公约数”。

　　此前就有媒体报道称，近几年与垃圾有关的较大规模的民意事件已发生13起，其中跟焚烧有关的有10起，跟填埋有关的有3起。这次，再添一例。杭州规划拟建的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因被部分市民担心会产生烟尘、排放二恶英，所以遭遇杯葛。尽管杭州市政府解释，选址规划综合了多方考虑，并承诺采取国际最先进的设施设备，但仍难平息当地市民的焦虑。

　　担心污染侵袭，无可厚非。但以封锁省道高速、打砸等方式表达诉求，未免过激。它逾越了法律轨道，制造的也常是互耗，就算以维权为诉求指向也不可取。可在谴责暴力之余，也应看到，部分人选择以“闹大”来求关注，既源于表达渠道的淤塞，也跟环境议题的高关注度不无关系。

　　杭州有关方面负责人也对此不乏认识：“理解公众的心情，但这种‘欢迎建垃圾焚烧厂，但不要建在我家门口’的‘邻避思维’让政府左右为难”。“邻避思维”，看上去似显狭隘，但在环境问题频现的语境中，对切身环境权益的关注，已成公众近乎本能式的吁求。

　　在此事件中，“邻避心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但它并非症结所在，毕竟它理应成环境治理中的“民意支点”。真正值得思忖的，仍是在信息不对称、沟通失灵的议事框架下，几方诉求在博弈界面上铺开、衔接。

　　就此事看，杭州新建垃圾焚烧厂，跟“垃圾围城”紧逼的境况有关：杭州主城区生活垃圾每年增长量在10%上下，但杭州垃圾处置能力7年来无增长。今年一季度，杭州每天平均产生生活垃圾8400吨。提高垃圾处理能力，已迫在眉睫，而较于填埋，焚烧也成为更生态化的处理方式。而先进的焚烧设备，也降低了焚烧的负面影响。

　　但纵使如此，前置性工作做得不够，仍会让其跌倒在民意跟头上：它是否会影响居民生活环境？周边村庄是否要迁离？……都成了公众的疑虑。这“合并命名”，也就是重大事项上的知情权。公众或许对垃圾焚烧抱有“臆断先行”的偏见，认为二恶英不可控，但这不是漠视民众意见表达的理由：事实上，在“民意支持”成政策设计重要变量的情境下，在“充分解释和说服”的基础上取信于民，已成必备的施政素养。

　　在建垃圾焚烧厂事宜上，信息公开与营造平等议事氛围，尤为重要。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风险控制情况和环评结果，都应该面向公众公开，并在决策上遵循听证程序。以杭州为例，要赢得民意支持，就不能搞“先斩后奏”式的公开，将项目上马了才象征性地告知，而应在选址前就接纳民意参与，将“听计于民”在决策序列中前置，实现全程的透明。

　　要知道，公众疑窦，也并非在立项之初保证“采用最新技术”能消除得了的。现实中，就有不少承诺“打水漂”的现象。相较之下，拿出确凿的动作来，如对项目无缝动态监管，将其实时排放数据公开，更具说服力。

　　实质上，垃圾减量处理的治理任务跟民众的环保诉求并不矛盾。二者冲突，往往就在于关系没理顺。此前就有很多专家指出，垃圾焚烧要减少二恶英排放，就必须以分类分拣为前提，否则，混合燃烧下，可能产生大量二恶英；在选址上，也该有缜密论证，与居民区的距离、影响的人口密集度，包括外围的“清运车会否加剧拥堵”等，都在应考虑之列；还有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对受影响群体的利益补偿机制等等。在“垃圾围城”渐成“城市病”的当下，这也应该被治理者奉若圭臬。

　　说到底，在建PX、垃圾焚烧厂等项目中，做到完全没生态风险很难，要消除附着其上的扩大化了的环境敏感，就必须从尊重环境权益、改进决策程序着手，把环境决策上升到关涉生存权的高度上去审视，并在舆情反馈中裨补缺漏，以良性互动积攒民意筹码，而非总沉浸在“单向决策”的优越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