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称，我国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生素，且浓度较高，另外还有90种非抗生素类的医药成分被检出。（5月8日《新京报》）

中国地表水污染状况，其实无须多么精准的数据来佐证，只要看看微博上天南地北网友晒出的五颜六色的“家乡河”，以及此起彼伏的“跪求治污”、“悬赏下河”等奇闻，足以窥斑见豹。

抗生素污染，是看不见的另一种水源污染。数据显示，已有68种抗生素在中国的地表水环境中被检出，而且被检出抗生素的总体浓度水平与检出频率均较高，其中一些抗生素在珠江、黄浦江等地的检出频率高达100%，有些抗生素检出的浓度高达每升几百纳克，工业发达的国家则小于20纳克。这样的消息，算不得惊悚。早在2012年，就有媒体报道称，“科研人员对珠三角一些水体样本分析发现，自然水体中检出了微量抗生素，对珠三角一些蔬菜基地土壤样本的检测结果显示，部分抗生素含量超过兽药国际协调委员会提出的生态毒害效应触发值。”

“有抗水”自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下面这组数字，足以为今日地表水里的抗生素问题解惑答疑：我国每年大约生产1300种化学原料药及化妆品，其中抗生素类PPCPs年产量在3.3万吨以上，这可能是水环境中频繁检出高浓度抗生素PPCPs的重要原因。我国是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药物产量的70%是抗生素，这个比例在西方国家只有30%。生产及使用了那么多抗生素，最后自然要尘归尘土归土，地表水和土壤，难免就无辜扮演了最后的“垃圾箱”角色。

地表水里的抗生素，无非来自于两个途径：一是人类自身的滥用，医药化妆品等领域尤为严重；二是水产养殖业滥用，借助动物污染水源，或直接制造“抗生素养殖场”。地表水里的抗生素，某种意义上是环境激素问题的冰山一角。目前我国七大江河流域均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12年全年共监测地表水五大水系88条河段，长2048.2公里，劣V类水质河长占监测总长度的42.1%。当此背景下，在民众忧虑地表水里的重金属和杂质时，可能万万没想到抗生素也会成了水之大患。

水里的抗生素来自哪里也许未必重要，更重要的是它们该往哪儿去。抗生素泛滥之害人尽皆知，国外科学家更把细菌耐药性问题视为20世纪人类“八大失败”之一。于是，早期的青霉素现在都基本没用了，原来的臀部肌肉注射现也已很少采用，代之以直接的静脉输液。若不能改变滥用惯性、重视地表水中的抗生素问题，救命并维系生命的水，恐怕迟早会成为夺命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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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抗生素时代将至

近年来，抗生素和其他抗菌药物的效力在不断降低，现在这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近日发表的一项报告显示，“后抗生素”时代即将来临，人们亟须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监测系统。自然网站特别刊发文章对这份报告加以解读。

WHO的这份报告收集了来自129个成员国的相关数据，其结论一点也不乐观。报告显示，对抗菌药物的广泛抗性，已经出现在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农业和医疗上的抗生素滥用使耐药性菌株快速增殖，随后这些耐药菌随着人类的迁移而广泛传播。（农牧业中使用抗生素来帮助牲畜生长。）

“在后抗生素时代，即使是普通感染和轻伤也有可能致命。而这已经不是什么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故事，这种情况很可能就在21世纪发生。”WHO的福田敬二（Keiji Fukuda）在这份报告的前言中写道。

报告认为，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抗性的扩散，是最令人忧虑的问题。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人类“最后的抗生物武器。”该报告顾问、卡迪夫大学的提摩太·沃尔什（Timothy Walsh）说，这种抗性出现得如此之快，令人大感惊异。

报告指出，在某些地区超过半数的感染都是由一类细菌引起的，即革兰氏阴性菌，而且这些感染都与能抵抗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菌株有关。

目前基本上还没有能够替代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药物，Pew慈善基金会的伊丽莎白·雍克曼（Elizabeth Jungman）说。制药公司缺乏开发新抗生素的经济动力，而研究者觉得很难找到新办法让革兰氏阴性菌摄取抗生素。

此外，这份报告还凸显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抗生素抗性的全球性数据依然匮乏。“尽管我们十年前就已经预感到耐药性灾难即将来临，但人们并没有设法采取有效的行动，”沃尔什说。在涉及九种最令人担忧的耐药性菌株时，129个WHO成员国中只有22个为这份报告贡献了有效数据。

尽管这份报告呼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监控网络，但资金问题似乎很难得到到解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我不敢保证它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 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流行病学家肯斯·克卢格曼（Keith Klugman）说。（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