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的《新京报》报道说，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报道提到，鉴于一些秘书已成“贪腐掮客”谋个人利益，多地发通知要求取消专职秘书。

如果有人问，现在有多少人在专门从事秘书工作？恐怕谁也说不出个准确的数目。秘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首先就因为现行秘书配置早已突破制度规定。不必说副部级官员配备专职秘书司空见惯，厅局级乃至县处级官员，又有几个没有专职秘书的？上个月，山东曲阜市委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个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回原岗位工作，而曲阜市不过是一个县级市。早在2003年，四川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而2005年该省又发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领导专职秘书，可见反弹之迅速之猛烈。

秘书的存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专职秘书泛滥则会引发大毛病，何况相关制度也规定得很明确。那么，真要解决秘书的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开展一次强有力的清理行动，不论官大官小，违规都要纠正。如果只是个别地方的自觉清理，那么就容易形成孤岛效应，清理成果难以巩固，换个领导很快就能卷土重来。为什么？因为别人都还配着秘书，凭什么自己没有呢？

但真要按规定严格清理，阻力恐怕也不小，而阻力还很可能主要不是来自秘书，而来自他们的领导。人们常说秘书离不开领导，实际上一些领导或许更离不开秘书，患上了“秘书依赖症”。有的领导似乎没有秘书，讲话稿就不会写，工作就会失序，生活也会变得一团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说有的领导工作能力甚至生活能力都有退化的迹象。大事小情皆由秘书代劳，就在客观上为秘书干政提供了土壤。因此，专职秘书的“普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应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推动。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至形成如今的普遍性违规压倒正式制度安排的难堪局面。

秘书是领导“身边的人”，工作岗位特殊，理应慎重选人。但从前，往往是我（领导）要一个秘书，你们（组织）帮我找；如今则多是我看中了一个秘书，你们帮我安排。于是，组织在选配专职秘书时，不过是在贯彻领导的意志，而某人成为专职秘书也不过是领导的垂青。这样一来，专职秘书的选配就趋于去组织化，而转为变相的私相授受。一些领导工作调动，常常把原来的秘书也带到新的单位，不知这是否符合规定？显而易见的是，领导和秘书的这种关系，已超出一般的工作关系，隐然形成难以分割的关联甚至不健康的人身依附，发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在领导身边当了几年秘书，就会得到比较好的安排，升职似乎也比较快，或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或出任一方大员。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人们也颇多微词。这当然不是说秘书出身的官员就难堪大任，但他们离开秘书岗位后的工作安排却也不是没有讨论的空间。一些秘书以及秘书出身的官员发生腐败，并不足以构成对整个秘书群体的否定。然而，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来看，庞大的秘书特别是专职秘书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应当及早提上改革日程。

（作者滕朝阳是北京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