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眼中的张云逸：唯一拿元帅工资的大将

在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极具传奇色彩。

—他年龄大，授衔时已63岁；

—工资高，是唯一拿元帅工资的大将；

—资历老，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

—他戎马一生，却从未受过伤，人称“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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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成“黄花岗七十三烈士”

1892年，张云逸出生在海南文昌县头苑区上僚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十几岁的时候得到一双布鞋，经常舍不得穿。1908年，16岁的张云逸来到广州，在当军官的同乡赵士槐家里当勤杂工。当年春天，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招生，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次年，他秘密加入同盟会。

1911年4月，张云逸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在800人组成的先锋队(敢死队)里，张云逸任炸弹队队长。

1911年4月27日，“先锋队”随黄兴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激战大半天后寡不敌众，被迫退到街巷去与清军展开巷战。张云逸等人被困于一民宅中，炸弹已经打光，人员死伤甚众，奉命撤出战斗，但由于道口均被重兵把守，搜捕极为严密，即便化装也无法出城。

第二天早上，张云逸挎起竹篮，假装去买菜，上街寻找突围的路口。再折返回来时，民宅被清军闯入，所有起义军同仁均被枪杀，喻培伦、林时爽、方声洞、李文甫、林觉民、徐广滔等人血染街头。张云逸藏在围观的路人中，加上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清军从他身旁啸呼而过，竟未发觉。张云逸曾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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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之旅”

1914年，张云逸以优异成绩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在速成班，张云逸与叶挺、薛岳是同学，薛岳还是他的同桌。张云逸被派到海南岛的龙济光军阀部队中就职，身负革命党的秘密任务。

龙济光是袁世凯的亲信，对革命党人严加防范，明令“反对袁世凯者，格杀勿论”。当时张云逸任排长，接管的是一支军纪涣散的队伍。队伍里有不得已扛枪吃粮的穷苦人，被强行抓来的壮丁，游手好闲的兵痞，还有龙济光的外甥和小舅子。

张云逸在操练中训斥了龙济光外甥，用皮带抽打了龙济光小舅子。两人跑到龙济光家里告状，但张云逸并未因此受罚。

从此，张云逸这个排，军纪严明，成为全营尖刀排。两个月后，龙济光到营盘视察部队，“尖刀排”表现出色，赢得了龙济光的赞赏，张云逸被升为连长。1921年，张云逸调离海南岛，进入粤军陈炯明部任营长。

张云逸很早就展现出军事指挥才能，1924年成功地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时，他在许崇智建国粤军中任旅长，他率领的旅被称为“胜之旅”。“胜之”是张云逸的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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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参谋长秘密入党

东征陈炯明期间，张云逸调入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一独立旅当参谋长。在部队遇到困难的关口，他屡屡妙计获胜。

蒋介石闻说，便想给张发奎换一个参谋长，意欲重用张云逸。张发奎听说，急得跟蒋介石嚷嚷道：“总司令，你不要拆我的台呀，你就是拿一个师来换胜之，我也不干！”从此，“张云逸是老蒋拿一个师也换不去的旅参谋长”便传开了。

1926年北伐时，张云逸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这年10月，张云逸在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4岁。

张光东说：“中苏论战的时候，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入党，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你太小，你不知道当时的社会多黑暗’。父亲说参加革命不是人逼的，他是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放弃优厚的一切。‘改变中国’这个信仰支持了他一生！”张云逸也曾回忆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参谋长的张云逸，仍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秘密工作，积极支持和掩护25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和73团团长周士第率部参加南昌起义。

“中央征求父亲的意见，是到苏联留学还是留在国内搞兵运工作。虽然国内革命处于低潮，他还是毅然选择了留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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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七军军长

1929年7月，张云逸被中央派往南宁。通过广东海军司令陈策的举荐，他利用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声望，打入广西军阀俞作柏、李明瑞的部队中，被任命为军官教导总队总队长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

1929年10月20日，张云逸和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在前往百色的途中第一次碰面。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镶有斧头镰刀的红旗在百色城中升起。张云逸被任命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后来，红七军被迫离开了右江根据地，到达中央苏区，编入红三军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张云逸任八军团参谋长。年底，红军向贵州进发，他率侦察队先行，保障主力占领黎平。中央政治局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渡乌江北上。张云逸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渡口；渡江时，他率工兵部队架设江界河浮桥，保障红一军团主攻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渡过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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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新四军

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考虑到新四军的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合适人选，军长的人选一直悬而未决。”张光东说：“父亲在北伐战争中与叶挺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便主动去找叶挺，邀其复出参加抗战。”

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党内“左”倾路线的排挤，离开部队避居澳门，一住就是10年。张云逸化装成阔佬，到澳门找到叶挺。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挂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父亲主持新四军工作那段时期，后来被评价为新四军发展最快，执行党中央决定最好的一段时期。半塔创造了反摩擦战役的模式。”中共七大期间，陈毅去了延安，张云逸代理新四军军长。但在代军长时期，他都是以副军长的名义下命令，从来没有用过代军长的名义。

淮海战役中，张云逸等人组织出动了民工543万人，他们不仅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所以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而当时国民党军队只有20万左右的后勤兵。淮海战役已作为经典战役列入美国西点军校教案，美国人至今还在分析：共产党60万部队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军的8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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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抽他的“飞马”烟

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战士们常常用树叶、麻叶来代替香烟。张云逸时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二师师长，他开会时看到有战士从地上捡烟蒂吸，大受触动。他与二师供给部长胡弼亮商量说：“能否办个烟厂，解决部队官兵抽烟问题？”

供给部经调查后，提出与当地烟草公司合资入股，一来解决资金短缺，二来扶持破产企业。1943年3月，供给部部办烟厂开始生产卷烟。张云逸先是派人把这家濒于破产的烟厂盘活，又专门从上海找来专家，派人跟着学，并另建了一个烟厂，扩展生产，最后把两个厂合并，变成一个股份公司。从此有了新群烟草公司(山东青州卷烟厂的前身)，并将原来的“神龙”香烟易名“飞马”。

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飞马牌香烟。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抽飞马烟。

为了将香烟销往敌占区，张云逸从上海精印了大批大英牌香烟空盒，装上飞马牌香烟运出去。此外，敌占区规定不许购买飞马牌香烟，人们还用白纸包起来买卖。这种烟被称为“四爷的烟”。“四爷”指的是新四军。新四军因此筹集了大量资金换药品、钢材等我军急需物品。

新中国成立后，济南、徐州等烟厂均生产过“飞马”牌香烟。上海卷烟厂名牌“飞马”烟，现在还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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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立正鞠躬

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张云逸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当年他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做参谋时，蒋介石也是参谋。“父亲比蒋介石小一些，由于是同盟会的元老，资历摆在这，所以谈得比较顺利。”

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1965年，李宗仁回国，张云逸专门去机场接机，李宗仁也专程看望了张云逸。

“李宗仁要来我家，父亲特意换了一套新家具。当时我因为在学校上学，没有亲眼见到李宗仁。但听警卫员讲，李宗仁便服来到我家，走进门，面对迎出的父亲，当时一个立正，深深地给父亲鞠了一躬。”张光东说：“父亲和李宗仁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张云逸与李宗仁是老相识。1937年5月，他从延安被派往香港进行统战工作。那时，蒋介石操纵纸票，令桂币低至四成，军民均有怨言。李宗仁、白崇禧正苦于无法应付，得知张云逸抵港后，即诚邀他入桂。那段时间，张云逸与李宗仁、白崇禧多次会面。

1938年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位于津浦铁路南段的张云逸部新四军和位于北段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不断袭击日军，从战略和战役上配合了台儿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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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西要来出海口

“父亲凡事有自己的思考，并且总是坚持实事求是。”张光东说，“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带了一个排阻击了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打了一天一夜。毛主席问他用的什么招数？汪东兴说是游击战，红大的时候张云逸给讲的。毛主席感叹道，那个时候我正在下放，上面强调的是正规战，竟然还有人在讲我的游击战术！”

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12月14日，广西全境解放。张云逸进入广西后，指挥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消灭土匪11万多人。

当时，他还被称为“懂经济的军事家”。

广西工业基础差不多等于零，连最基本的蜡烛、钉子都不能生产。初到广西的张云逸写信给陈毅和饶漱石，从上海把一批工业和企业搬迁到广西，技术、设备、人员、管理整体“连根拔起”。于是，大批上海人在广西安了家。一名广西报纸的编辑曾对张光东说：“就是你们家老头子把我们这一家子搬过来的。”

新中国成立前的广西一块海都没有，完全是一个内陆省区。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向叶帅从广东要了一块海，就是北部湾区域，孙中山曾经计划要在此建设民主中国的一个深水港。如今，张云逸要来的出海口，令广西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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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普通老百姓一样

有次客人来访，警卫员隔着门问话，张云逸知道了对他说：“你以后不要隔着门说话，隔着门不礼貌。你请他进来，坐着说。”他到山东农村做调查，老乡拿出大瓷碗，抹布往碗里一擦，准备倒水招待。警卫参谋把随身带的杯子拿出来放在桌上，张云逸立刻板着脸说：“拿走！”然后，他跟老乡捧起大瓷碗一起喝。

出门后，张云逸说：“人家请你坐下，倒水给你喝，你还拿自己的杯子来，这样不就是嫌弃人家不卫生？我们打仗的时候，不要说给你水喝，请你进去坐坐已经很好了。现在人家倒水给你喝，你还嫌这嫌那的。”

1946年，张云逸54岁的时候，张光东才出生。哥哥张远之比他大20岁。“我父亲和母亲，从百色起义到国共二次合作，差不多10年一直没有联系。1937年父亲出来做统战工作，通过地下党才知道母亲在做地下工作”。

“老来得子，所以父母对我特别宝贝。但不是溺爱，无论做什么他都要求我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张云逸到北京工作，张光东从外地转学来京。有人提出让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八一小学。张云逸说：“不必了，就让他去北池子小学吧，这样离家也近。”

张光东和不少普通家庭的孩子交了朋友，“同学来家里，父亲叫警卫员不拦着，直接进来。”小学到高中，张光东履历表家长那一栏，都只填母亲的名字。1965年，张光东考入哈军工，关于履历表家长那一栏，父子有过一次对话。

父亲说：“你填你母亲，不要填我。”我问：“人家都填父亲，为什么我不填父亲？”父亲说：“妈妈也是家长，这没什么问题。”我又问：“人家问我父亲呢，那我怎么办？”父亲支招说：“那你说你父亲出差了，不在这儿，不经常在北京”。

小学毕业，张光东考入北京男四中。“我是实打实考进去的，两门课满分200分，我考了198分。当时干部子弟都分到俄语班，我却搞了‘特殊’，分到英语班，为的还是要我和普通同学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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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回来吗？

张云逸经常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儿子写信，开头都是“吾儿”，但是突然来了一封信，称“光东同志”，让张光东很是震惊。“我入党后，他写信，把平时的‘吾儿’改成了‘光东同志’。父亲说，你入党了，我们就是同志了。这封信我印象特别深！”

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四川山区的研究所去搞计算机，一去就是四年。“毕业分配的事情，父亲没有讲过一句话。”

1973年，张光东调回北京工作。“我到301医院去看他，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问我，‘你能回来吗？’那句话一讲，我眼泪都快出来了。那时候父亲病很重，我们已经没法去交流了。”

1974年，是张云逸生命的最后一年。11月初，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到医院探望他，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他当时说话已经困难，握着邓小平的手颔首示意，目送邓小平缓慢退出病房。11月19日，张云逸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回想起来，我甚至没有好好和父亲谈过心，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性格爽朗和善的张光东直率坦然，他说：“父亲那一代老革命家很少讲自己的故事，从不表自己的功劳，所以我当时对父亲的了解并不深。”

张云逸去世后，“要筹划拍父亲的文献片，我和几十个老同志交流了很多。今天，我再去看父亲做过的那些事情，才真正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父亲那一代人非常好地完成了那一代人的使命。”

　　口述 张光东 撰文 周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