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棱镜群体”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曼·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的发明。19世纪波兰被瓜分以前，波兰犹太人基本都是贵族和乡绅的奴仆。他们承担着各种不受欢迎的职责，为土地的真正主人扮演“中间人”角色。这样他们就处于两难境地，在贵族和乡绅看来，他们和下等人没什么两样，野蛮、肮脏、无知和贪婪；而在农民和市民看来，他们又是直接剥削者，属于统治阶层。他们就像三棱镜一样被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形象，成了两种互相敌对和矛盾的仇恨目标，双方都将他们看成是另一方的成员。

当下中国的医护人员不幸也成了这样的“三棱镜群体”。医改不彻底导致的体制惯性，将他们当成改革的包袱和目标，患者又将他们视为医疗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两边不讨好，两面受气，同时又替两边背黑锅。于是，他们就成了一个被互相投影的三棱镜，矛盾双方将相互的敌意转移并聚焦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成为暴力、仇恨的牺牲品。

去年10月浙江温岭发生袭医惨剧后，国家卫计委也联合公安部发布《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要求加强医院安保和监控。可今年一开春，从深圳到黑龙江，从浙江到南京到安徽，全国各地又频频传出各种版本的袭医案。

早在温岭杀医案时就有舆论指出，中国新医改行至今天，“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并没有如愿缓解，公立医院的医改迟迟没有真正拉开帷幕。畸形的“以药养医”制度让医生患者走向对立，使得医生为体制背黑锅，为体制缺陷承担了其不应该也无法承担的责任。

这一点，从近来袭医案当事人的身份就可看出。他们中有学生，有社会人员，有江苏省检察院的宣传处长，有安徽颍上县政法委副书记石某的妻子与侄子。学生、社会人员袭医，是因为他们将医生当作“强势”的一方，是医疗体制的前沿性代表；而省检察院宣传处长及县政法委副书记的家属也袭医，只是基于“权贵”立场，认为医护人员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特权式的医疗服务。

在矛盾的夹缝中生存在“三棱镜群体”，不单是医护人员。但凡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尖锐，舆论指向比较突出的领域或行当，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不尴不尬的“三棱镜群体”。

比如城管。随便以“城管”为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就会弹出“打人”、“行凶”、“暴力”的后缀。网友更有“借我三千城管”的戏谑，似乎它已成为一支无敌天下的“威武之师”。当一个群体的形象或身份被公共舆论单一化后，这种单一化的形象和身份，很快就能找到与它匹配的对立面。

当然，城管肯定觉得特别委屈，一方面不时通过网络、媒体大吐苦水，另一方面通过柔性执法、微笑执法、换位思考执法等努力改变形象。不能说这些努力完全没有成效，但在基本职能没有改变之前，城管的公共形象很难有大的改观。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去年底发布《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3)》就显示，城管部门是最不受公众信任的国家机关。

“不信任”并不等于“不需要”。城管也要受到“上级”的制约，只不过这个“上级”平时隐身，即便在城管与小贩产生冲突时，它也只是充当旁观者、和事佬，有时甚至受正义感驱使站在小贩一边。可是，当街道被小贩占据而拥挤难行时，当路边烧烤摊乌烟瘴气时，当小区环境不可逆转地变得脏乱差时，当城市环境不堪入目时，“上级”就立刻出现表达不满了。这个时隐时现的“上级”可能是组织、领导，可能是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也有可能就是普通市民，亦是抽象的“公众”中的一部分具体的人群。城管在不同人群组成的“公众”中，在“上级”与小贩之间的夹缝中，不可避免地沦为“三棱镜群体”。

谁都不会甘心命运的沉沦。为从“三棱镜群体”中解脱出来，一些城市将城管业务外包，或者聘用社会人员临时执法，这些外包人员和临时工不仅要承担城管的工作，还要在媒体曝光后为城管当挡箭牌，他们是城管的替身，是“三棱镜群体”中的“三棱镜”。以此类推，一些公务机关、事业单位中聘用的临时工、借调人员等，也在扮演“三棱镜群体”的角色，只要搜索近来发生的各种引起公众非议的公共事件，就会发现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无处不在，疲于奔命，还要承受舆论的明枪暗箭。

“三棱镜群体”真实地或者被想象地出现在社会中，他们是社会阶层单一化的产物，因为单一，所以对立，所以难以调和，所以都将各种负面的形象标签贴在各自的对应物上。这些或隐或现，或潜或显，或大或小，或真或假的“三棱镜群体”，既是社会怨气的出口，又成为滋生新怨气的接口；既是社会改革的难题，也是社会改革的目标。如果不能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中明晰地划清边界、各安其位，如果社会不能培育出成熟的公民文化，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像医生、城管、临时工、公务员、地产商一样，沦为别人眼中的“三棱镜群体”。

（李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