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最强悍的军镇武装：影响中国政局的魏博牙兵

牙兵（又称衙兵或牙军）是唐后期、五代藩镇节帅所设亲兵武装，多戍守牙城，负责侍卫节帅居宅，待遇较他军优厚，一般都骄横难制。魏博是唐后期著名的“河朔三镇”之一，其牙兵尤“悍骄不顾法令”，时有“长安天子，魏府牙军”之称。降及五代，魏博牙兵依旧跋扈。本文在考察魏博牙兵建置始末、兵员组成、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牙兵“素骄”的原因及节帅对牙兵所施制衡措施，论析了牙兵变动对唐末五代政局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此个案研究，以期加深对中晚唐五代藩镇内“骄兵”武装的了解，揭示这类武装集团在当时政治、军事局势变动中所起到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作为骄兵的魏博牙兵按建置时间先后可划分为前后相承的两支。第一支牙兵由魏博强藩地位的缔造者田承嗣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始建置：

“承嗣不习教义，沉猜好勇，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

田氏镇魏博维系四世近五十年，其后镇柄虽屡经转易，但这支牙兵却父子相承，一直传延至唐哀帝天佑三年（906年），被节度使罗绍威联合朱温“阖营殪之”而亡灭。我们姑且称之日田承嗣系牙兵。

魏博第二支牙兵是在后梁乾化二年（912年）六月梁太祖死后，由夺取魏博帅位的杨师厚建置。据《旧五代史·杨师厚传》载：

“师厚纯谨敏干，深为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剧镇，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恃众，骤萌不轨之意，于是专割财赋，置银枪效节军凡数千人，皆选摘骁锐，纵恣豢养，复故时牙军之态，时人病之。”

这支号为“银枪效节军”的牙兵队伍一直传延至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此年，为牙兵所制的节帅赵在礼阴通后唐明宗，出效节九指挥北戍卢台，后乘乱将此军联同其在营家属“并全门处斩”，史载“永济渠为之变赤”。我们称此支日杨师厚系牙兵。经此杀灭之祸后，“魏之骄兵，于是而尽”。此后，魏博牙兵跋扈之迹在史籍记载中便很少见到。

田承嗣镇魏博时其兵众之军系出自两途，其一是安、史旧兵。田承嗣曾长期追随安禄山、史思明、史朝义为乱，唐代宗广德元年降唐：

“史朝义屡出战，皆败，田承嗣说朝义，令亲往幽州发兵，还救莫州，承嗣自请留守莫州。朝义从之，选精骑五千自北门犯围而出。朝义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义母、妻、子于官军。”

史朝义“亲往幽州”时仅带走“精兵五千”，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降唐后的田承嗣仍然统制着所余部队。首先，降唐后，田承嗣时有生命之虞。比如，田承嗣归降时，唐将仆固场“虑下生变，即约降。承嗣诈疾不出，场欲驰入取之，承嗣列千刀为备，场不得志，承嗣重赂之以免”。在此境况下，田承嗣不会轻易交出所部军队。其次，唐“朝廷以二贼继乱，州县残析，数大赦，凡为贼诖误者，一切不问”。唐朝廷惟恐再生祸乱，在这一优容姑息安、史降将政策指导下，当不会力夺田承嗣所统旧兵。再次，唐将仆固怀恩平乱功高，“阴图不轨，虑贼平宠衰，欲留贼将为援，乃奏承嗣及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诸郡”。仆固怀恩这一阴计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田承嗣及其军队。最后，田承嗣降唐后第二个月即授魏博都防御史，仅四个月后再授节度使。在如此短时间内即连被授任，这很可能使得田承嗣能够将所部旧兵带至魏博。田承嗣魏博兵众的另一来源，即是前面引文所载他所征募的魏博“丁壮”。可见，史载田承嗣军队“其众十万”，当包括安、史旧兵和新征募魏博“丁壮”两部分，而牙兵乃“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组成，可见田承嗣系牙兵之军系亦源自此两途。

杨师厚镇魏博时，其所控军队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后梁禁军。杨师厚早年任宣武军押衙，曾长期随后梁太祖朱温征战。他“纯谨敏干，深为太祖知遇”。“自太祖与晋战河北，师厚常为招讨使，悉领梁之劲兵。太祖崩，师厚遂逐其帅”，控制了这支军队。此军前身即是宣武镇兵，朱温称帝后上升为后梁禁军。二是魏博镇兵。梁太祖遇弑后，朱友琏自立，“师厚乘间杀魏牙将潘晏、臧延范等，逐出节度使罗周翰，友硅因以师厚为天雄军节度使”。据前面引文，杨师厚晚年“置银枪效节军凡数千人，皆选摘骁锐”，其所选摘范围当主要是上述两军，也就是说杨师厚系牙兵主要出自此二军。

无论是田承嗣，还是杨师厚，其设置牙兵的主要目的都在于“自卫”，因而牙兵的主要职能便是“番上节度使牙门宿卫”。又因牙兵兵员为军中“魁伟强力者”，骁锐善战，且待遇优厚，此军遂成为魏博最精锐的部队。因此，与其“宿卫”职能相辅联，牙军还具有拥辅节帅控制牙外兵和境内其他支郡的职能。比如，杨师厚深识“时魏恃牙兵，其帅得以倔强”的道理，在控领后梁禁军后又置牙兵，此举不能不含有他力图依恃牙兵力量来加强对禁军控制的意图。另外，魏博牙兵建置传延不久，便“父子相袭，亲党胶固”，“父子世相婚姻以自结”，渐成一相对独立的亲党集团，其势力亦渐发展至废立节度使。田承嗣后的魏博第三代节度使、亦即田承嗣之子田绪即由军中推戴而就任，后来的节帅“史宪诚、何全嗥、韩君雄、乐彦贞等，皆由牙军所立，怒辄遂杀之”。杨师厚系牙兵在杨师厚卒后亦先后胁制节度使贺德伦、赵在礼为乱。可见。牙兵在其建置者田承嗣、杨师厚去逝后，其角色由侍卫亲兵日渐演化为一支与节帅相抗礼的武装组织，后任节帅不得不与之保持着一定距离，性质已近于牙外兵，虽然名号仍为牙兵。与此相应，牙兵的宿卫、辅控职能日渐削弱，本来属于牙外兵的征戍职能却在牙兵身上日显突出。比如，魏博牙兵劫贺德伦叛后梁而降后晋后，“与梁战河上，数有功”，后唐明宗亦“遣魏效节九指挥北戍卢台”。由此可见，具体到某一支牙兵队伍，其职能往往表现为一个前后演变过程，并非仅仅是此前论者所笼统概括的宿卫、辅控两项职能。

魏博牙兵家属都随军居魏州城内。比如，罗绍威联合朱温谋杀田承嗣系牙兵时，独留牙军在魏，“夜以奴兵数百，会嗣勋兵击牙军，并其家属尽杀之”。后唐明宗诛灭杨师厚系牙兵时，“下诏，悉诛其家属于魏州”。牙兵及其家属日常生活供给主要是牙兵所受“给赐”：

“（田承嗣）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号曰'牙军'，皆丰给厚赐。”

“（杨师厚）选军中骁勇，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给赐优厚。”

“（魏兵）籍军中久，仰缣廪养父母妻子。”

“给”是指给养，即节度使定期发放给将兵的衣粮。“赐”指赏赐，即在临战迎敌、勇立战功、拥立新帅等情况下节度使给予兵士的赏赐。当时，节帅赏赐频繁，是兵士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作为节帅亲兵，无论是给养，还是赏赐，魏博牙兵之所受都较镇内他军优厚。但是，和牙兵在时代转移中与其节帅之关系日渐疏隔相应，其所受待遇亦呈现衰减趋势。例如，后唐明宗遣杨师厚系牙兵北戍卢台时，军发之日，竟至于“不给兵甲，惟以长竿系旗帜以表队伍”。除却“给赐”，魏博牙兵中至少一部分将兵还强买强卖，甚至掠劫，以此获取部分家庭收入。据史载：

“（牙兵）其凶戾者，强贾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

这是牙兵依恃自己的特殊地位来攫取私利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魏博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魏博牙兵“素骄”，此“骄”字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魏博牙兵在社会生活中逾犯法令，为所欲为，即上面引文所称“悍骄不顾法令”、“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二是指魏博牙兵在军政方面废立、胁制节帅，甚至喧噪为乱。此两方面相辅相成，成就了魏博牙兵“素骄”之声名。

魏博牙兵“素骄”的具体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魏博牙兵有着高于镇内其他军队的特殊地位。作为节帅“腹心”，魏博牙兵在其建置之初便确立下特殊地位：

“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号曰'牙军'，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

“（杨师厚）置银枪效节军凡数千人，皆选摘骁锐，纵恣豢养，复故时牙军之态，时人病之。”

牙兵皆选自“骁锐”、“魁伟强力者”，其战斗力非他军所能比，又“丰给厚赐”，待遇较他军为优，而且节帅多对它持优容态度，“纵恣豢养”和一个“宠”字便道出了节帅对它的优容和在节帅面前其地位之高。这几方面使得牙兵从建置初始便有着高于他军的优越地位，因而他们“强贾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因而他们便成为魏博镇内一支最接近节帅而又对他军有着较强影响力的军队，其“变易主帅，有同儿戏”便可以理解了。此后，牙兵“父子相袭，亲党胶固”，结成一个血缘相近、利益相关的亲党团体，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这一特殊地位。事实上，在历史发展中，正是此举有力保证了牙兵特殊地位的延续性，因而牙兵对此亲党团体的稳定性极为看重。例如，后梁末帝拆分牙兵和后唐庄宗勒令牙兵停驻贝州而不见家人，都直接引发了牙兵叛乱。

第二，魏博牙兵多恃功自大。首先，如上所论，魏博节度使自田承嗣后第三代田绪起便多由牙兵拥立，这对于新立节帅来说，牙兵无疑对其有着拥立之功。其次，牙兵有时还逐杀残虐之节帅，在维护魏人利益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正义性。例如，魏博节度使乐彦祯“见王室微，颇骄满不轨，大兴其众，城魏周八十里，一月毕，人怨其残。子从训，资凶悖，劫王铎，取其家，魏人不直。''''''已而军乱，果囚彦祯，迫为桑门，寻杀之”。在这方面，牙兵无疑对魏人利益有着维护之功。最后，在战乱中，魏博牙兵亦多次为朝廷建功。如前面引文所提及，魏博牙兵降晋后，助晋“与梁战河上，数有功”。后唐明宗时，魏博牙兵曾为朝廷北戍卢台以备契丹。如此多的“劳功”，自然助长了牙兵自大气焰，而稍不遂愿，他们便谋为乱。例如，后唐庄宗时，魏军卒皇甫晖“与其徒谋为乱”，他就曾抱怨说：

“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尽有河北兵也。魏军甲不去体，马不解鞍者十余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军久戍之劳，去家咫尺，不得相见。今将士思归不可遏，公当与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军，则坐据一州，足以起事。”

第三，从军系来源看，魏博田承嗣系牙兵部分出自安、史旧兵，杨师厚系牙兵部分出自宣武镇兵，此二军都有着骄悍之传统。安、史旧兵多年为乱，且多为出自朔方的蕃汉劲卒，“骄悖不肃”，带有一定程度的残暴性；宣武军镇汴，史称“汴自李忠臣以来，士卒骄，不能自还，至玄佐弥甚。其后杀帅长，大钞劫”[2]（P6000）。此流风所及，当对魏博牙兵产生一定影响。

第四，后继节帅对骄兵多姑息不制，从而助长了牙兵之骄气。建置牙兵的几代节帅姑息牙兵，多半出自节帅对亲兵的优宠，而后继节帅对牙兵姑息不制，则主要是因为慑于牙兵骄横而不敢制，只好采取拉拢收买之策，这反而使得牙兵愈加骄横。此诚如清人赵翼所论：“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

第五，牙兵因对节帅所授“给赐”不满而为乱。如上所论，牙兵所受“给赐”是其家庭主要生活来源，对于招募入伍的牙兵来说几乎是他们及其家属的全部经济依靠，因此，一旦节帅克扣衣粮或者赏赐不丰，他们便噪聚为乱。例如，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魏博节度使何全嗥“骄暴好杀，又减将士衣粮。将士作乱，全嚎单骑走，追杀之”

上列五条，是魏博牙兵之所以骄横的具体原因，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则与军事制度本身的发展演变和中晚唐五代分裂割据这一特定的政治局面有关，而这亦离不开唐五代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巨大变革这一历史背景[7]。魏博牙兵多通过招募入伍，是雇佣职业兵，因而他们对节帅的关系就带有契约性，而不像农奴兵那样有很强的依附性，所以他们能够、也敢于凌上为乱，这反映了农民依附关系的减弱，是唐五代阶级关系变化在兵制上的反映。中晚唐五代中央集权衰落和长期割据分裂的政治局面使得社会缺少一制约叛乱的强大力量，魏博得以在周围各势力集团间根据政局形势变化左右逢源，这就为牙兵骄横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

牙兵骄横难制，后继的魏博节度使不得不对其采取拉拢、制约，甚至压制的政策。这些政策可归结为以下几项：

一是节度使丰给厚赐以收买军心。如上所论，节帅“给赐”是牙兵家庭主要的生活来源，极为牙兵所看重，因此，节帅多以“丰给厚赐”来拉拢收买牙兵。例如，节度使罗绍威惩牙兵废立节帅之“往弊”，虽“心衔之”，却“以货赂姑息”。节帅有时不惜以私财赏军。例如，唐德宗欲罢魏博兵四万归田亩，节度使田悦因“大集所罢将士......尽出其家财帛衣服以给之，令各还其部伍，自此魏博感悦而怨朝廷”。这一拉拢收买政策，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牙兵跋扈之性，有时甚至反而增强了其骄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节帅与牙兵相安而处，对维护军政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是节度使另立亲兵以自卫，且制约牙兵。魏博节帅所另立的亲兵，史书或有记载：

“魏博节度使乐彦祯，骄泰不法......（其子）从训聚亡命五百余人为亲兵，谓之子将，牙兵疑之，籍籍不安。”

“一是夕，（罗）绍威帅其奴客数百，与（马）嗣勋合击牙军。”

“魏兵皆父子相承数百年，族姻磐结，不愿分徙。德伦屡趣之......诘旦，乱兵入牙城，杀贺德伦之亲兵五百人，劫德伦置楼上。”

引文所载“子将”、“奴客”、“亲兵”，即是当时魏博统治者所另立的亲兵组织，它们在制约牙兵、护卫节帅及其家属安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节帅另立亲兵也往往让牙兵生疑而“籍籍不安”，从而成为牙兵为乱甚至逐杀节帅的祸端；且亲兵实力远较牙兵为弱，可以说节帅所另立的亲兵对牙兵所起到的实际制约作用是有限的。

三是节度使借用外力来压制牙兵。魏博牙兵骄横至于节帅不能堪，而境内又无足以压制牙兵的力量，此时，节帅往往求助于外力来压制牙兵。例如，唐哀帝天佑三年田承嗣系牙兵被诛灭，是当时节帅罗绍威联合了唐末权臣朱温的力量；后唐明宗天成二年，杨师厚系牙兵被杀绝，是当时节帅赵在礼阴通后唐明宗，借助了后唐朝廷的力量。这两次杀灭都对魏博牙兵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魏博牙兵之举动对唐末、五代前期政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重要历史事件中：

（一）唐哀帝天佑三年魏博牙兵被诛灭，使朱温得以控制魏博，从而为他攻取河北铺平了道路魏博在唐末战局中居于一重要位置。它镇抚河北，有“魏博全则燕、赵安”之称，且能牵制西面的强晋。朱温对魏博的重要性早有认识，在罗绍威之父罗弘信为节度使时，他便积极运用拉拢收买策略。“以兄事弘信，常为卑辞厚币以聘魏”。罗绍威袭父位任节度使后，“见唐祚衰陵，群雄交乱，太祖兵强天下，必知有禅代之志，故倾心附结，赞成其事，每虑牙军变易，心不自安”。于是“遣使告太祖求为外援”，尽诛牙军，“凡八千家，皆赤其族，州城为之一空''''''自是绍威虽除其逼，然寻有自弱之悔”。此后。罗绍威不得不“前恭后倨”奉事朱梁，“以故太祖往来燕、赵之间，卒有河北者，魏不为之患也”。可见，正是由于魏博牙兵被诛灭，罗绍威才得以顺利投梁，同时也失去了可与朱梁分庭抗礼的军力依靠，使得魏博最终沦落为朱梁附庸，这就为朱温统一中原和河北铺平了道路。

（二）后梁末帝贞明元年，魏博牙兵首倡叛乱，以魏博降晋，并最终助晋灭后梁此次叛乱起因于后梁末帝君臣欲分魏博六州为两镇“以弱其权”的举措，而之所以有此举措，则在于魏博地广兵强，“几为梁患”。例如，后梁臣赵岩、邵赞提出分镇建议时就说：

“魏博为唐腹心之蠹，二百余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广兵强之故也。罗绍威、杨师厚据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时为之计，所谓'弹疽不严，必将复聚'，安知来者不为师厚乎！宜分六州为两镇以弱其权。”

其欲实施的具体措施是“分相、澶、卫三州建昭德军，以张筠为节度使；魏、博、贝三州仍为天雄军，以（贺）德伦为节度使”。而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这对于“族姻磐结，不愿分徙”的牙兵来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贺）德伦促牙兵上道，牙兵亲戚诀别，哭声盈途”。于是，他们首倡为乱。

“效节军将张彦谋于其众曰：'朝廷以我军府强盛，设法残破之。况我六州旧为藩府，未尝远出河门，一旦离亲戚，去乡里，生不如死。'乃相与夜攻金波亭......迟明，魏兵攻牙城，杀五百余人，执德伦致之楼上，纵兵大掠。”

其结果是张彦“迫德伦降晋”，而晋王李克用兵入魏博，“兼领天雄军”。

占据魏博这一重镇，对于晋伐后梁战略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史称“（魏兵）劫德伦叛梁而降晋，梁遂失河北”。后唐时，魏州旧卒皇甫晖也曾说：“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尽有河北兵也。”李晋以此拉开了与后梁河上十年决战并最终灭后梁的序幕。此后，魏博牙兵助晋伐后梁，“甲不去体，马不解鞍者十余年”，屡立殊功。据史载：

“帝（李克用）得魏州银枪效节都近八千人，以为亲军，皆勇悍无敌。夹河之战。实赖其用，屡立殊功。”

可见，魏博牙兵在后唐代后梁这一政局变动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史家有“庄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晋王以银枪效节军取梁”之说。

（三）后唐庄宗同光四年，魏博牙兵叛乱引发李嗣源部下兵变，因此兵向京师，遂代后唐庄宗而即帝位魏博牙兵此次叛乱的远因可上溯及后唐庄宗用魏博牙兵灭后梁之时：“庄宗自得魏兵，与梁战河上，数有功，许其军以灭梁而厚赏。及梁亡，魏军虽数赐与，而骄纵无厌，常怀怨望。”近因有两个：一是当时后唐庄宗已失政，刘皇后用事，擅杀重臣郭崇韬，人情不安，天下离心。二是后唐庄宗晚年调发魏军北戍瓦桥关，“逾年代归，至贝州，以邺都空虚，恐兵至为变，敕留屯贝州”。这使得久戍边地的魏军“去家咫尺，不得相见”，引发了他们对后唐朝廷的不满，并直接导致了这次叛乱发生。

此次叛乱的首倡者是“魏军卒”皇甫晖。据《新五代史·皇甫晖传》载：

“晖为人骁勇无赖，夜博军中，不胜，乃与其徒谋为乱，劫其都将杨仁晟......军士知不可强，遂斩之，推一小校为主，不从，又斩之，乃携二首以诣裨将赵在礼，在礼从之，乃夜焚贝州以入于魏。”

需要说明的是，据现存史料虽难断定皇甫晖是否属魏博牙兵效节军，但导发这次叛乱的主力则是此效节军无疑。欧阳修曾说：“效节，魏州军也......皇甫晖之乱，劫赵在礼入魏，皆此军也。”司马光也说：“庄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晖、张破败之乱亦由之。”

魏博兵乱后，“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后唐庄宗不得不遣李嗣源（即此后的后唐明宗）讨魏。当李嗣源兵临魏州城下时，其部下却发动了兵变：

“是夜，从马直军士张破败作乱，帅众大噪，杀都将，焚营舍。诘旦，乱兵逼中军，嗣源帅亲军拒战，不能敌，乱兵益炽。嗣源叱而问之曰：'尔曹欲何为？'对曰：'将士从主上十年，百战以得天下。今主上弃恩任威，贝州戍卒思归，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后，当尽坑魏博之军；近从马直数卒喧竟，遽欲尽诛其众。我辈初无叛心，但畏死耳。今众议欲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道之军，请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为军民之主。'......因拥嗣源及李绍真等入城。”

需要注意的是，张破败之所以帅众作乱，对魏博牙兵遭遇的同情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也许是司马光所说“张破败之乱亦由之”之语意所在。

李嗣源举兵向京师，其军队主要是李绍真所“将镇兵五千”。当时，赵在礼受制于牙兵，“留于魏”，魏博牙兵并未直接参与李嗣源进兵京师的行动，但是它至少对李嗣源此举持拥护态度，在当时李嗣源仅有兵五千的情况下，这已是对他的很大支持。而且，魏博牙兵对于李嗣源篡代之举的意义不限于此，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正是由于魏博牙兵叛乱，才给李嗣源篡位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他因此得以借机举兵代庄宗而即帝位。正如史家所说：“庄宗之祸自（皇甫）晖始。”“晋王遂以银枪效节军取梁，而亦以银枪效节军取祸。”

综上论述，魏博牙兵作为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组织、意志相对独立的武装集团，其举动不仅影响到魏博境内的军政，而且对唐末五代政局变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在中晚唐五代乱世中，类似的武装集团不在少数，例如，徐州银刀都、宣武悍卒等都以“骄横难制”著称，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因此，在考察此时期内社会历史变动时，充分考虑到这类武装集团所起到的作用或许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