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开展的中国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2014年2月，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03.1，比上月高2.0点。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农民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持续上涨，这表示他们钱挣得越多花得越多；相反，近年来城镇居民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于是，有人认为“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敢花钱”。(4月9日《中国经济周刊》)

农民支出特别是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持续上涨，其间应有很多原因，比如既可能是收入的增长不力，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导致支出特别是生活消费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增加。相反，城镇居民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却可能源于相反的原因，比如收入的增长率高于物价，结构性支出自然就会在总收入中下降。

大数据时代的资料分析，不仅要析结构还得看总量，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在支出的比重上，还应有总量上的比较。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然而绝对数值却不降反升。此前的数据显示，2001-2008年间，农村人均收入只占城镇人口平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且存在着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比由1997年的2.47∶1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3.33∶1。

如果说城镇居民不敢花钱是基于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的投资与需求，那么这样的问题农民同样要面对，甚至可以说形势更为严峻。现行的各项公共政策呈现出城乡差异化，无论是教育投入、医疗保障还是养老水平，城镇居民都比农民更具有优势，更容易获得和享有优质公共资源，在标准和数量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更敢花钱”其实是一种无奈，恰恰说明在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提高，消费层级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化过程中，农民的消费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以至于其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无以落脚。

农民本来处于弱势，在城乡两元结构之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然而“更敢花钱”的统计结果，显然再一次让其“被优势化”。而让人费解的是，“农民更敢花钱”究竟是一种好事，还是一种反向性比较，或是借此为强化城镇居民的地位找一个参照？但无论基于什么理由，在我看来，“农民更敢花钱”都只是以偏概全的伪命题— 单纯的数据分析与比较，既无法看到真实的情况，也对群体的感情形成了伤害。

如果考虑到富人阶层的“海外豪购”等巨大的消费能力，以及农民群体的巨大数量，“农民更敢花钱”恰恰暴露出群体的弱势，以及消费结构的严重失衡。将农民的刚需与城镇居民的选择性需求进行比较，自然有失公允。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无论是从收入的总量，还是增长的绝对数量上，城镇居民都比农民更具优势，同时在社会保障和资源配置上也更加优越，如此，“农民更敢花钱”的底气何在？其依据又何在？而拿低层次的消费系数作为论据，“农民更敢花钱”的结论便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