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浜：胡肇汉之子首度披露“胡传魁”真相

七十年前，三十六名新四军伤病员在阳澄湖一带，演绎了一段与敌人斗智斗勇的传奇。若干年后，这段传奇被人写成歌曲、写成通讯、写成剧本，进而搬上舞台，京剧《沙家浜》因此产生。

《沙家浜》戏里的故事，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这戏外的故事，依然耐人寻味……

没有这首歌就没有《沙家浜》

2010年元旦后，红色经典旅游胜地常熟沙家浜景区引来了众多的游人，这个以红色革命为主题的景区也策划起了民俗“年味游”，开始让生硬的抗战史旅游变得更加富有人情味和亲和力。

一直致力于研究沙家浜革命历史的徐耀良老人坐在纪念馆一个窗口前，听着四周芦苇荡传来的沙沙响声，晒着冬日暖暖的阳光，显得颇为惬意。他现在已经“扎根”在纪念馆里，这个土生土长的沙家浜人，说起这里的英雄，说起这里的风云变幻，仿佛就如发生在昨天。

熟悉京剧《沙家浜》的人都知道，这部戏塑造了“18棵青松”即18位新四军伤病员的光辉形象。《沙家浜》一剧的素材，来源于1939年发生在苏南阳澄湖上的那些故事。那年9月下旬，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击退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大规模进攻。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更大冲突，10月初，“江抗”被迫从苏州、江阴、无锡、常熟、太仓地区西撤至扬中境内，而将一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留在了阳澄湖上。

但在纪念馆笔者却发现，这里记载着的是36名新四军伤病员的姓名。“现在一些历史资料比较混乱，对于当时伤病员的人数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说是18个，有的说是35个，还有的说是36个，甚至有的说是100多个，到底是多少呢?这要从这部戏的源头去追溯。”徐耀良说，《沙家浜》的出炉，其实最早应该源于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名为《你是游击兵团》，是一首抗日歌曲，1943年首次演出后广为流传。

1943年10月，时任新四军6师18旅52团宣传股长的过鉴清，和从华中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分配来团工作的黄苇，一起谈起了52团团史，谈起52团从当年36个伤病员发展壮大的经过。两人决定合写一首歌曲。不久，由过鉴清作词、黄苇作曲的《你是游击兵团》就诞生了。

新华社记者是沙家浜故事的第一个作者

徐耀良说，歌曲传唱开来，就吸引了不少人去写那段斗争历史，而沙家浜故事的第一个作者就是崔左夫，他是新华社一个随军记者。徐耀良曾两次见过崔左夫，了解了很多当年的创作情况。

1948年11月13日，参加淮海战役战地采访的崔左夫，遇到了华野一纵队副司令员刘飞。当时，该纵队在刘飞指挥下，于徐州地区一举全歼国民党六十三军，引起很大轰动。战斗刚结束，崔左夫就要求采访刘飞。刘飞环顾弥漫着硝烟的战场，对崔左夫说：“如果写作战指挥，请不要提我刘飞，仗是部队打的，不能让我贪了大家的功劳。”崔左夫跟着刘飞边走边听，刘飞忽然停下脚步，指着前面一批正在打扫战场的官兵说：“我建议你好好去写写他们二师，这个师是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阳澄湖那段斗争岁月真让人难忘啊!”刘飞身旁的人补充说：“我们刘司令对二师有特殊的感情呵，他也是36个伤病员中的一个，他装着一肚子的阳澄湖中伤病员坚持斗争的故事，他就爱和人说这些故事，你什么时候来好好采访他吧!”

但因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新的报道任务不断，崔左夫未能作进一步深入采访，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事隔九年后，1957年，崔左夫专程赶赴苏州、无锡、常熟、太仓等地采访了三个月，最后写出了通讯《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此稿写成不久，适逢上海沪剧团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陈荣兰和该团编剧文牧来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收集寻找可编写抗日传奇剧的素材。崔左夫和陈荣兰是老战友，便把《血染着的姓名》稿子交给他们参考。他们看后兴奋不已，将此稿带回上海，由文牧以此稿作为基础，改编出的剧本起初定名为《碧水红旗》。

此时的刘飞已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陈荣兰和文牧便将剧本拿来征求刘飞的意见。刘飞拿出他的回忆录《火种》，交由陈、文二人参考。二人回去后，根据《火种》又对剧本作了认真修改，并更名为《芦荡火种》。同时为了使人物更加紧凑，有利于舞台演出，戏里的新四军伤病员改为18个。

修改后的《芦》剧连续演了370场，观众达56万人次，一下子火了!那么，这出戏为什么又被改为《沙家浜》呢?

毛泽东为何改剧名为《沙家浜》

曾在沙家浜镇担任领导的知情人介绍，其实《沙家浜》故事到底发生在阳澄湖畔的哪里，以及戏里的沙家浜到底是苏州什么地方，一直都存在着不同的争议。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芦荡乡(原横泾乡)再次改名为沙家浜镇时，就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周边地处阳澄湖畔的乡镇。他们认为阳澄湖水面主要面积不在常熟境内，“沙家浜”归属值得商榷。但最终，“沙家浜”花落常熟。

徐耀良老人说，其实早在1943年，过鉴清就在《你是游击兵团》中写道，“阳澄湖畔，虞山之麓……”很清楚地点明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活动频繁的区域范围，而今日沙家浜镇正是这一区域的中心地区。

“沙家浜原本是个不出名的小镇，它的地名曾演变过三次：横泾、芦荡、沙家浜。在常熟市众多的乡镇中，唯有它的地名读起来有点拗口。但它的名气实在太响了，自从毛泽东同志把京剧《芦荡火种》改为《沙家浜》后，它就变得家喻户晓了。”这是常熟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沙家浜镇原党委书记张永清的话。

《芦荡火种》去北京公演后，被北京京剧团一眼看中，改编为京剧。

毛泽东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后，提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其中就有把剧名定为《沙家浜》。毛主席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是火焰了嘛!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给这部戏改了结尾。原来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的良机，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改编为京剧时，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毛泽东认为这样处理结尾就成了闹剧，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

据说，江青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偶然在《北京日报》上看见了《芦荡火种》公演并受到广泛称赞的消息。到北京当晚，她就去看戏，演出结束后直奔后台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有经过我就公演了。”她还霸道地宣布：“这出戏是我管的……”“彭真给你们发一篇社论，我以后让《人民日报》给你们发两篇社论。”

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到上海，重排《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据说“样板戏”的名称从此就叫开了。

“样板戏”中的春来茶馆在哪里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是《沙家浜》的一段经典唱段，演唱的人就是阿庆嫂。阿庆嫂开了一家春来茶馆，成为掩护抗战游击队的绝佳场所，也是戏里最为著名的场景之一。在实际历史中，到底有没有这个春来茶馆呢?

“镇上还真的出过一个茶壶，就是那个年代的，上面刻的字就是春来茶馆。”徐耀良说。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时，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杨广立来沙家浜调研，当时老地下党员时根元拿出一个刻有“春来”字样的茶壶，引起了杨主任的极大兴趣。

但是否可以凭此说，戏里的春来茶馆就一定存在呢?就此，徐耀良也曾做过专门调查。根据他的调查分析，这个茶壶真正的出处就在沙家浜的陆家村，是时根元年轻时从陆家村岳父家捧回来的，春来茶壶是确实存在的，但春来茶馆至今还没有发现。不过后来，又在沙家浜镇曹家浜发现，抗日战争时期确实有一家“东来茶馆”和一家“春海茶馆”，曾经都是新四军的联络站。

在纪念新四军建军60周年的时候，曾在刘少奇、陈毅手下任参谋的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金冶少将特地赶到沙家浜，当时他也问讲解员，“春来茶馆在哪里?”讲解员说，当时沙家浜有大大小小34家茶馆，这些茶馆大部分都曾经做过联络站，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春来茶馆，现在镇上的春来茶馆是根据戏里内容而建的。

“或许根本没有过春来茶馆，它只是大大小小茶馆的一个缩影吧。”就这一观点，金冶也表示认同。

而这些茶馆中哪一家最接近呢?可能还要从谁是阿庆嫂说起。

那些人和那些事其实都是真的

为了找到阿庆嫂，常熟市沙家浜文化站人员遍寻历史资料，相继寻访出陈二妹、朱凡、干桂宝、戴阿大、范慧琴、徐巧珍、陆二嫂等众多阿庆嫂原型。不过也有人说，阿庆嫂可能是个男的，譬如东来茶馆的胡广兴，就是利用茶馆老板身份做地下工作。

作为36个伤病员之一的原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就是在沙家浜养伤的众多伤病员中的一个，戏里的春来茶馆就是现实中的“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其妻子就叫“阿兴嫂”。

而事实上，沪剧《芦荡火种》编剧文牧在创作札记中早已说得很明确，春来茶馆的原型是常熟董浜镇上的东来茶馆，店主胡广兴本是个男性。在崔左夫《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也记载了中共常熟县委委员任天石向东来茶馆老板交代任务的一段。东来茶馆是常熟县委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胡广兴是任天石少年时期的同学，因此担任了秘密交通员。

在崔左夫的文章中，还实事求是地讲到了胡广兴后来的下落。在胡广兴入党一年后，由于环境恶劣、家庭矛盾，他终于离乡到了上海。临走前，他对任天石说：“我是瘦马负重，只能走到这里了。”

那么，明明是茶馆男老板，为何到剧里就变成了老板娘呢?

文牧在创作札记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陈荣兰认为戏里男角色太多，建议把茶馆老板改为老板娘。我同意了。谁知把老板改成老板娘，牵一发而动全身，真不简单……老板娘的名字本来取名‘阿兴嫂’，后来觉得‘嫂’这个音是朝下缩的，当中一个字就必须着重、有力。‘兴’字显得平，改成‘庆’字便显得重甸、有力，叫起来也响。”

可见，阿庆嫂完全是个虚构的形象。此外，还有研究者透露，剧中伤病员的领导人郭建光，实际上是从太仓县长郭曦晨、当时中共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和新四军第五路军参谋长夏光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而剧中地下负责人陈天民的名字，则是由当地革命者陈刚、任天石、薛惠民三位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

虽然《沙家浜》中的许多人物和场景都经过了艺术加工，但《沙家浜》的剧情在沙家浜确实真实发生过，而胡传魁这类的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

一段历史——姓蒋还是姓汪还真须费思量

说到《沙家浜》，很多人都搞不清剧中复杂的剧情关系，胡传魁明明是跟新四军为敌的，但怎么又会被日本兵追得晕头转向，还要阿庆嫂来救他?而阿庆嫂又为什么会有“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的疑问?想要解开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当年的那段真实历史。

事实上，乱世中的阳澄湖畔，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军、伪军、国民党军、新四军、土匪等各路人马混杂其中，出现胡传魁这样的人物，正是那段历史真实状况的必然选择……

上海的水巡队长胡肇汉流落吴县打鬼子起家

上个世纪70年代，当样板戏《沙家浜》电影优先在沙家浜放映时，一些社员情不自禁地指着电影中的胡传魁，异口同声地说：“他不就是在解放初被政府镇压的杀人魔王胡肇汉吗?”

这是苏州文史专家沈伟东说的一段轶事。

“新四军未到阳澄湖畔之前，可以说正是各路土匪嚣张称霸的时候，胡肇汉算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土匪头子。”徐耀良说，其实从外貌上看，现实中的胡肇汉与戏里的胡司令截然不同，戏里的胡司令大腹便便、性格粗野、态度蛮横，但生活中的胡肇汉则是长得精瘦、目如鹰隼、眼含杀机，甚至给人阴险毒辣的印象。

苏州历史研究学者郁振国则表示，其实胡传魁与胡肇汉的唯一相同之处，就是早期都打出抗日旗号，后来均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成为死心塌地的“反共派”。

胡肇汉生于湖南岳阳，早年在地方保安团当兵，终日赌博，受到父母兄弟斥责，只得外出谋生，辗转于安徽、江苏一带。他从20岁就混迹于国民党警界，曾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实际上都是在上海任职。

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军队轰然溃败，大片江南国土沦入日寇手中。胡肇汉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流落苏州地区。后来他就到国民党程万军部何锡光支队当了副官，受命到吴县阳澄湖中心区太平桥北，收聚溃兵游勇，扯起“民众自卫队”旗号。之后，他还率众摧毁吴县黄棣镇日伪警察所，夺获全部枪支，接着攻下苏州城外北桥伪军据点，从此在阳澄湖立足。

徐耀良说：“应该说，胡肇汉当时在阳澄湖已经有很大名气了，而且还赢得了威信，因为他不仅打日本人，抢过日本人的物资车，还打跑了不少土匪盗贼。”

在京剧《沙家浜》里有一段“阿庆嫂智救胡传魁”的情况，与胡肇汉的发迹过程大致相似。唱词里提及“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在那个乱纷纷的年代里，胡肇汉也在不断壮大队伍，徐耀良说，“当时一块大洋就能买支枪，当时胡肇汉也不缺钱。”

而胡肇汉的“司令”头衔，又是如何来的呢?

靠兵变称霸阳澄湖成了“胡司令”

徐耀良说，当时阳澄湖沺泾一带，有一支由当地人陈味之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活动比较频繁。1938年10月，应陈味之的邀请，程万军派下属六支队司令何锡光率胡肇汉等，帮助陈味之组建部队。胡肇汉暗藏杀机，再加上他结帮营私已成气候，就以陈味之要投降日军为借口发动兵变，将陈味之的这支游击队据为己有。

但是苏州史学人士钱正的研究则说：“胡肇汉投靠国民党程万军后，在六支队任副官，并随六支队挺进苏州阳澄湖地区，半路上他纠集旧部，突然站出来高呼‘支队参谋长是汉奸，要抗日的跟我来。’当即将支队参谋长陈维芝(也有称呼为陈味之)打死，并威胁谁要反抗就和其一样下场。很多旧部立即站立队伍两侧，拉开枪栓，气势汹汹，部队不明底细，一时都听从了胡肇汉的命令。就此，胡自封为司令。”

队伍开到苏州阳澄湖畔的相城后，胡肇汉在镇上最大一家饭店请客，将镇上有头脸的老板请来。据说当时胡肇汉派人站岗把门，然后发话，说他到这里为抗日而来，自此就不走了，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他一把，反正不能做汉奸。当时很多人为了早日赶走日寇，就纷纷认捐。就这样，胡肇汉在阳澄湖畔不断扩充实力建立根据地，成为远近闻名的“胡司令”。

直到新四军的到来，以及“江抗”武装的崛起，“胡司令”占湖为王的日子到头了。

新四军东进渗透阳澄湖收编了胡肇汉

“战斗负伤离战场，养伤来在沙家浜。半月来思念战友与首长，也不知转移在何方。”这是《沙家浜》里的经典唱词，说的是18个伤病员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沙家浜养伤，而大部队已经转移了。但是戏中始终没有交代的是，大部队为什么转移，又转移到哪儿去了?

苏州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沈伟东介绍，其实这个问题还要从当时的新四军六团“东进”和“西撤”的历史过程说起。

话说日本人占领江南后，由于兵力有限，只能实行点线占领，分兵把守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而不能控制广大乡村及众多小城镇，为游击战争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1939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要求新四军到苏南作战，建立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政府为设限共产党军队发展，宣布丹阳以东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游击区，丹阳以西为新四军的游击区，对江南新四军画地为牢，严格限制其向外发展。

而江南新四军的领导、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对向苏南东路地区发展早有预划。1939年5月1日，新四军第六团三个营共七八百人，在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率领下，从茅山地区出发。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寻找借口破坏东进，陈毅决定让六团与当地地方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并采用“江抗”名义东进。

“江抗”东进抗日，一路上战绩赫赫，威慑敌胆，一些地方游击队纷纷接受“江抗”收编。为了扩大抗日力量，这年七月的一天，“江抗”副总指挥叶飞亲赴吴县太平桥，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胡肇汉虽有不服，但也不敢抗拒。当即，胡肇汉部队被收编为江抗四路独立第一大队一支队，仍由他任司令。

经过仅仅四个多月的东进作战，“江抗”已由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而此时，国民党终于发现“江抗”就是新四军，于是向新四军军部施加了强大压力，蛮横要求“江抗”西撤，同时调集“忠义救国军”准备与“江抗”决战。为了顾全大局，陈毅命令“江抗”西撤并准备向苏北发展。而这就是《沙家浜》开场中大部队转移的真实历史背景。

“江抗”挥师西移，胡肇汉部也一起行动。当部队西移来到无锡鸿山这个地方时，胡肇汉再也不想走了，他推脱身体不好，就“请病假”，带了几个亲信，重又回到阳澄湖地区。

他这一回来，给新四军带来很大危害，于是就有了新“江抗”夏光的第二次对他收编。

墙头草胡肇汉逃脱后第二次被收编

徐耀良说，“江抗”西移时，在阳澄湖地区留下了刘飞、夏光为首的36个伤病员，不久上级领导派杨浩庐回到常熟，与夏光等同志研究，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称新“江抗”)，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

由于这一带敌我犬牙交错，地下党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政权、敌伪维持会在当地并存，斗争复杂而尖锐。就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新“江抗”不断成长，周围群众纷纷相告：“江抗又回来了!”

原来，自从“江抗”西撤后，阴霾再次笼罩在美丽的阳澄湖。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和复杂，日寇在东路所有县城、重要乡镇设立据点守备，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设封锁线，把大片江南原野划成小块，加强军事和经济控制。日寇在常熟的警备队中队长武藤束、在浒浦的警备队中队长高桥、在支塘的警备队队长冈国义，在阳澄湖地区反复搜查新四军伤病员，肆无忌惮地对乡亲们骚扰抢劫、奸淫掳掠。汪精卫“和平救国军”的干将徐凤藻，接受了日寇的委任状，当上了常熟绥靖司令，配合日寇占领城镇据点，不是“扫荡”就是抢粮。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袁亚承、周振刚这两个支队，与当地封建武装“大刀会”狼狈为奸，也是鱼肉乡里。

得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准备委任胡为先遣支队司令后，夏光、杨浩庐就联名给胡写了两封信，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站到正确的立场上。但两封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此时，胡肇汉有自己的想法，既不愿得罪共产党，又不愿脱离国民党。鉴于这种情况，夏光、杨浩庐决定和胡肇汉直接见面，但胡肇汉生性奸诈，行踪诡秘，一时难找。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村有个姘头，他经常到此过夜。夏光就把部队移驻车渡，张网以待。

一天黄昏，夏光和杨浩庐在湖边堵住了胡肇汉。一席长谈后，第二天一大早，胡肇汉就表示，愿意归顺新“江抗”。

“忠义救国军”到底有怎样的背景和后台

“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是《沙家浜》里阿庆嫂对胡传魁质疑的唱词。《沙家浜》中的胡传魁队伍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却成为新四军的凶恶敌人。那么，“忠义救国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沈伟东介绍说，“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由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戴笠、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杨虎等人组织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上海沦陷后，该部残存的1000余人根据戴笠指示撤到皖南整顿。1938年1月，戴笠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明确其性质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的敌后游击武装。3月，戴笠在武汉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亲自兼任总指挥。

戴笠先后派出多名特派员，到东路地区扩张势力，收编杂牌武装。例如，于淘生原系戴笠手下一名老牌特务，1937年10月到浦东时，还只是国民党军队某部的一个特务长。上海失守后，于淘生搜集了一批散兵游勇，共有五六百人。这支部队军纪松散，敲诈勒索，甚至和毒贩勾结参与绑票，班长都带老婆，五六百人的队伍，家眷就有一二百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也被收编为“忠义救国军”第四大队。

错综复杂的武装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戏剧素材

“忠义救国军”虽然也组织过一些针对日伪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它也积极与新四军搞摩擦。

沈伟东说，在这种形式下，胡肇汉表示愿意率部再次加入江抗东路军，其实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从1940年6月开始，胡肇汉便打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还暗中与日伪相勾结，成了阳澄湖一带妇幼皆知的杀人魔王。据统计，胡肇汉抓捕的地下工作者、“江抗”战士亲属及其无辜群众近200人，都对他们施以枪杀、刀砍、挖心、火烧、活埋、“种荷花”(将人身上绑缚石头沉入湖中)等野蛮酷刑。

新“江抗”在打击日伪的同时，也多次寻战胡肇汉，狠狠地打击了他的反共凶焰。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肇汉一度出任国民党太昆边区清剿指挥所主任，后长期担任吴县阳澄湖区区长，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春，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感觉大势已去的胡肇汉悄然从阳澄湖登舟潜逃，从此一度销声匿迹。

正是这些复杂的背景和关系，成就了一部经典戏剧的戏剧冲突。

一个人物——究竟是枭雄还是慈父

儿子眼中的悍匪司令胡肇汉

自从1950年胡肇汉在上海被抓，同年年底在苏州公审并执行死刑后，“胡司令”的历史随之灰飞烟灭，家人下落也成了谜。

近日，根据知情人提供消息称，其实胡肇汉的家人一直就住在苏州，他的长子还成了一位著名画家。

在苏州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里，笔者有幸采访到了胡肇汉的长子胡中元，并听他讲述了诸多堪称首次揭秘的胡肇汉家族往事……

太平镇“超级地陪”透露胡肇汉婚姻秘密

在样板戏《沙家浜》中有这样的唱词，“常熟城里办嫁妆去”、“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说的就是胡传魁娶亲的事情。现实中的胡肇汉，娶的老婆真的是“周翻译官的妹妹、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吗?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及阳澄湖畔的苏州相城区太平镇。2009年以来，太平镇大力发展旅游业，“胡司令”胡肇汉的经历也成为一个“卖点”。

王振昌老人今年已是古稀之年了，被称为太平古镇的“超级地陪”，讲起这里的历史头头是道。据他介绍，抗战时期，阳澄湖地区的“江抗联络处”与“胡肇汉据点”，其实很多都设在太平老镇区。当年叶飞与胡肇汉谈判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太平桥王梦九家。一套由两进住房组成的老房子，如今空关着，屋内十分破旧。而胡肇汉曾居住过的老房子，需要穿过几条曲曲弯弯的狭长走廊，据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

“胡肇汉带着队伍来到太平后，娶了当时王氏族长的女儿，还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王振昌说，按家谱算，胡肇汉娶的那名女子，还是他的堂姐，如果活着的话，应该是96岁了。如今胡肇汉的四个孩子都还健在，最大的儿子已经70了，去年他们还回太平来，大家碰了一次头呢。

胡肇汉之子披露父母的真情

冬季的午后，苏州一个老旧小区住宅楼上的小画室里，胡中元正握笔作画。胡中元生于1940年，18岁时师从苏州工笔画画家张辛稼，擅画花鸟，画鹤更是江南一绝，入选“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现为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多幅作品被艺术馆收藏并参加展览，还受到姜昆、濮存昕、赵忠祥、黄宏等众多名人的好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就是曾拥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胡肇汉的长子。

“我母亲叫王佐君，人很漂亮，又有学历，因此上门提亲的不断。”胡中元说，当时外公很有钱，在苏州和太平都有生意和房子，母亲是独生女儿，还上过初中，当时各界提亲的很多，不少苏州人都跑来提亲。“听母亲说，当时提亲的还有苏州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但考虑到这个人是银行家娶的‘二奶奶’生的儿子，觉得影响不好，就回绝了。因为条件太高了，母亲直到27岁时还没有成家。直到嫁给父亲后，母亲还在说，那么多人来提亲，都没有出嫁，偏偏嫁给了他。”

“至于母亲是怎么嫁给父亲的，那些细节我也不是太清楚，据说当时父亲的司令部驻扎在太平镇，而且平时与王氏族长也有联系，经常来往也就娶了母亲。母亲一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住在上海那段时间，外婆也跟着母亲一起生活，全家人在一起很快乐。”

就在胡肇汉被捕后押回苏州，他们全家人还一起团聚了两次。

胡肇汉为何没带妻儿一起去台湾

根据胡肇汉被捕后供认，上海解放后，他不得不逃往广州，后又转至香港。因人生地不熟，他并未与匪特机关联络上。到了1950年3月，他再转至舟山，这才找到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被委任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起先，他企图带着一帮匪徒从宁波沿海登陆，但因解放军戒备森严，未能得逞，只得仍从香港入境。他准备先到上海，再潜回阳澄湖收集旧部，哪知到了上海，就钻进了公安人员布下的口袋。

胡中元至今还记得父亲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那是1950年的春夏交接的时节，父亲从台湾回来，不知道是怎么与母亲联系上的，母亲就让我在几点几分到楼下的十字路口去接父亲。当时是晚上，我有一年多没见父亲了，看到他后，我很高兴，喊了一声爸爸。他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和我一前一后保持着一段距离往家里走，到了家，我开门进去后，他才跟着进来。至于父亲到底是怎么被抓住的，虽然我们也都在上海，但我也只是听说的。”

不过对于父亲在1946年前后的一系列遭遇，当时9岁的胡中元还是有些印象的，只是懵懂的他没想通，父亲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全家，要去他不知道的那个地方——台湾。

“当时父亲是想带着我们全家一起走的，但是母亲没有同意，因为母亲一直跟着父亲的部队跑，都跑怕了。母亲说，抗战还没胜利时，有一次夜里急行军，她坐在藤椅上被士兵抬着赶路，都能听到山顶上日本兵的说话声，她心里害怕极了，所以当时她也不晓得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就说‘你一个人走好了，我带着孩子们住在上海’。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就走了。”

胡肇汉去台湾接受训练后，开始带着任务返回。但他还没有到上海，江苏这边已经得到情报了。胡中元说：“听母亲说，当时父亲都安排好一切了，谁负责什么都定好了，他本可以不用再回来的，但这一回来就栽了。”

胡肇汉在一个朋友的布店里被捕

就此，笔者辗转在吴江市找到了当年赴上海抓捕胡肇汉的谢德文老人，抓捕胡肇汉时，谢德文为苏州专区公安局侦查科情报股股长。

谢德文说：“当时像胡肇汉这样的土匪头子是很多的，只不过他的罪行比较大，所以格外重视了，并且派了好几路人马分别奔赴各地抓捕。”但他们只是把它当成普通的一次行动，根本没有怎么当回事，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沙家浜》这部戏。而且胡肇汉长得什么样，他们也都不太清楚，连个照片都没有，只能根据介绍的特征去抓人，譬如年龄、身高、脸型、口音等。

当时苏州公安局去的一共是五个人，谢德文记得一共去了三趟，才在上海一幢老的居民楼阁楼上抓到胡肇汉，“上海公安局也派了人配合抓捕工作，来到这幢居民楼后，上海公安人员敲门说要查户口，当时是夜里12点半多，睡在阁楼上的胡肇汉已经闻风起来了，上海公安局七个人带着枪进去抓的人。当时看胡肇汉个子不高，甚至可以说有点矮。当时已经是5月份了，他还戴着个帽子，让人感觉很奇怪，一查才知道，帽子里有委任状。当时，他很快就承认了身份。”

其实那个时候，胡肇汉已经非常警觉了，在上海经常换地方居住，太熟悉的朋友也不敢借住的。但那次被抓的地点，恰恰就是他的一个开布店的朋友。

“这个布店老板确实是父亲的朋友，父亲还曾在他那里寄放了两样东西，是一块金表和一支派克金笔，说家里在紧张时可以应急用。后来母亲去要时，那位朋友的妻子却说，她的丈夫也为此被抓了，她已经把这些东西卖掉了。”胡中元说，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也就没有再去纠缠。

谢德文老人说，这次抓捕胡肇汉应该说是比较平静的，连个打斗和争执都没有，抓回来也没怎么特别重视，连个立功受奖都没有，只是当地报纸上写了个报道而已。直到审判时很多人对胡肇汉进行血泪控诉，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土匪。

1950年11月30日，在苏州金门外华东革大礼堂内，召开了对胡肇汉及其同伙的公审大会。随后，法院当场宣判：判决胡肇汉、王群两首恶死刑，立即执行!据说当初胡肇汉是软瘫在地的，后来是被公安人员拽拖上车、押赴刑场的。

最后时刻的胡肇汉劝妻子再嫁

但胡中元对于父亲最后的印象是：干净、精神、平静和米色长衫。对父亲被捕后两次全家团聚的场景，他仍然历历在目。

胡肇汉被捕后，被关到当时的苏州司法机关，地点就在现在苏州的桃花坞大街东头一带，“当时是1950年五六月份，我们全家被通知去见他。下午4点多钟，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在司法机关大礼堂见到了父亲，解放军在旁边站岗，父亲一身米色长衫，没有戴刑具，衣服干净，人也很精神。父亲当时很平静地和母亲说，‘我不会活着出来了，你要把四个孩子养大，孩子送人也可以，你自己找个人嫁了，我不会怪你的。’母亲没有掉眼泪，只是怪父亲这趟不该回上海来。”

那次与胡肇汉见面，一家人是从上海赶回来的，胡中元还算懂事，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听大人说话，其他弟弟妹妹都因为太累，在一旁睡着了。但是到了第二天，全家人却哭成了一团，“当时还不知道是谁说的，说父亲会不会被杀掉什么的，反正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对我这个长子说，一定要听母亲的话，至今我都牢牢地记得。”

就这样，胡中元和弟弟妹妹、母亲在关押父亲的司法机关住了三天，临走时被准许再见一次父亲。当时是在办公室见的，胡肇汉依旧长衫衣着，没戴刑具，只是这次大家都没有说什么话，可能大家心里都已经心知肚明了。

两次见面后，母亲带着胡中元他们从上海回到苏州居住，“每个月母亲都要给父亲送菜、送棉被和衣服什么的，但就是不准再见面了。”

天气由炎热转寒冷，胡肇汉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

如今“胡司令”墓碑已无处寻找

作为胡肇汉的家属，胡中元一家当时是怎么知道这一结果的呢?

“不好了!先生出事了!”寒冷冬季里，苏州临顿路东花桥巷拉黄包车的师傅冲着胡中元家就喊开了。胡中元说，这位师傅以前经常拉父亲外出，并尊称父亲为“先生”，那天他正好在拉车时看到了公审和行刑现场，飞奔回来报信。

“我们急忙坐车过去，结果还是去晚了，父亲已经被枪决了，尸体已经装在了简易棺材里。”胡中元说，母亲当时就为父亲重新购买了棺材和衣服，还出钱买地，在现今朱家庄一带安葬了父亲，但是没有具体墓碑，毕竟原因特殊，后来随着历史的更迭和城市的发展，父亲的墓地就找不到了。

一位女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我母亲卖掉了所有的金银首饰来过渡，几乎就到了去要饭的地步，后来再靠打一点零工补贴，到了1958年，母亲去世了，全家再次陷入了困境。”

艰难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胡中元18岁，爱好绘画的他被苏州民间工艺厂招录为美术设计人员，一上班每月就能拿到50元钱了，养活弟妹的重任就落到了他身上。

“或许在历史上和人们评价中，父亲会是一个汉奸或者土匪，但是在我们儿女心中，他仍然是有另一种印象。”胡中元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比较称职的父亲，他对子女们都很关心和爱护，平时带着孩子们到观前街闲逛和购买点心吃，对子女的教育也很严格，“衣食住行都有具体要求，譬如坐姿要端正，出去做客要有礼貌，大人坐着，小孩子要站着，还有吃饭不能有声音……”

胡中元说，在他印象中，父亲不喝酒不抽烟，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练书法，或许自己的绘画爱好也算是受父亲的一点影响吧!

“因为特殊历史原因，家里父亲的照片都烧光了，现在这张还是我从纪念馆里翻拍来的，希望能留个纪念，毕竟历史已经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