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小说和诗歌，报告文学无论如何要算个年轻的文体。上世纪80年代前后报告文学始热，代表作家和作品主要有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向》、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张锲的《热流》、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鲁光的《中国姑娘》、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等。进入新世纪后，以何建明、赵瑜、徐刚、王宏甲、李鸣生、哲夫、邢军纪、黄传会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作家，以更宏大深邃的视野进一步发展着报告文学这个文体。所不同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大都文字短小，多则三五万字，少则五六千字，通常发表在报刊报纸上；而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是“书写”——少则三五万字，多则三五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除部分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很少发在报纸副刊上，更多的是以图书的形式通过新华书店去发行。

熟悉出版市场的人都知道，相比上世纪80年代，当下文学报刊、书籍的发行已经越来越小众化了。过去，随便一本省地级文学刊物，发行三五十万本是常事，即使上百万本也不是什么新闻。经过三十年的河东河西，今天全国文学报刊发行的总和恐怕也就百万册。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过分析。

偶翻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人民文学之友》，上面刊载了田流的文章《小报告文学好——读〈高山流水觅知音〉有感》。田流是上世纪8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报告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曾一度主编报告文学杂志《时代的报告》1985年前后，正是报告文学非常活跃的时期，正如田流在文中所写：“报告文学既有新闻性，又有文学性，是被人们重视和喜爱的根本原因。它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真实地告诉读者，但它又与通常的新闻通讯不同，报告文学不仅忠实地告诉读者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有意义的新事物，而且用文学的笔法，生动具体形象地把那一事物再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睹其人。”尽管田流主编的是一本比较厚重的报告文学刊物，可他还是道出了“三五千字的小报告文学最受读者欢迎”的心里话。

那个年代，好多报纸副刊都刊登报告文学，后来由于某些作家利用报告文学为企业做广告，结果使报告文学成了名副其实的“广告文学”。因此，很多报纸在上世纪90年代后几乎再也不登报告文学了。既然报纸不登了，那么就往刊物写。谁料，刊物面对日益萎缩的读者市场，发行锐减，哪个老板愿意花这个冤钱呢？结果，积重难返，报告文学终于陷入了低谷。当然，报告文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不是没有它振聋发聩的声音，如赵瑜的《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和何建明的《落泪是金》在读者中都曾引起巨大的反响。

报告文学的社会作用有两大功能，一是塑造典型，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另一是直面社会，揭示矛盾，弘扬正气。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这两方面都不乏优秀的代表之作。但就报告文学的体量而讲，我则赞成中短篇为好，即两三万字的中篇，万八千字的短篇。至于两三千字，我以为那该归于人物特写似乎更合适。像那种动辄几十万字的报告文学，我对其能否叫报告文学深表怀疑。道理很简单，报告文学具有新闻性，写的是新近发生的事。而在报告文学里过多的介绍背景，就失去了新闻的特性。这一点应该引起报告文学作家的充分注意。当然，文学作品中需要瘦身的也不光是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