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就楼市调控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国俊表示，国内应该取消限购政策，改而实施限售政策，通过禁止购房者在一年期限内卖房，或是通过征收超高税率等办法，来限制购房者进行投机交易。

　　（3月4日《南方都市报》）

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之手干预得越少越好。为了体现楼市的调控效果，很有必要在手段上有所改进。表面上，限购与限售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但在理念与性质上完全不同。限购是对购房自由的干预，而限售更多的是经济杠杆在发挥作用，也更符合国际限制投机交易的通行做法。

取消限购令，以限售代替限购，逐步过渡到明确统一开征新购房产税，这是一条治本之策，也成为近年来，“两会”期间最热议的一个话题。经济学家厉以宁不主张搞限购令，因为这会对老百姓购房需求形成压制。每个公民都有购买房屋的权利，因此也不能有地域歧视。但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炒房者将房积压在手中，会背负过高的成本，只能急于出手。但炒房并非只有出售牟利这一条路，不要忘了还有出租市场。假若租赁价格居高不下，不仅可以填补炒房融资的成本，还有一定的节余，那么限售的倒逼效应就会大打折扣。在全民炒房的行动中，“以房养房”的模式最为常见，正是“以房养房”的模式，才使得炒房冲动没有风险顾忌。

更重要的是，限售税率增高的成本，最终不是由售房者而是由购房者所支付了。其实早在多年前，对于二手房的交易就实行了限售政策，比如2006年，为了落实“国六条”，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对个人对外销售购买不足5年的住房，进行政策调整，个人在购房后5年内转让，除了缴纳全额营业税，还需要缴纳因此获利的个人所得税。不过从后面的效果来看，由于实现了负担的转嫁，遏制限售的初衷没有达到。因为除了价格居高不下的出售市场，还有住房租赁市场的坚挺在发挥支撑作用。

在北广上等大城市房租几乎占了个人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事实上，房租若涨幅过大，会对房价形成波及效应。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外很多国家，对房租价格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并限定了其最高涨幅，使调控手段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此外，若要真正达到限售的目的，实行涨幅总量控制也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只有防止了负担的转嫁，炒房要承受相应的成本风险，其投机热情才会有所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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