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最大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总裁兰世立曾为湖北首富，2010年4月被法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刑4年。东星航空随即被破产清算，超百亿资产化为乌有。出狱后接受采访称，在落后地方，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2月18日《新京报》）

本来，法治社会人人平等，不管是老板，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存在“大小”概念。如果老板违法了，他再大，执法者级别再小，都得依法“搞”，说什么“老板再大”？而即便老板很小，官员很大，只要老板不违法，再大的官员也没法“搞”他。然而这种理论上的逻辑，显然不能拿来和兰世立所说的“处长搞死老板”来理论。理想的法治环境下，“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应该是一个伪命题；兰世立说的“搞死”，应该是“无辜被搞死”，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而且不是孤例，乃至“搞死”之说引发了共鸣，那就是法治环境出了问题。

春节前后，媒体上流传一种说法：密集的禁令之下，企业给官员送礼的少了，但对那些实权领导，老板们还是要“意思意思”的；一些企业主坦言，不送礼心里不踏实，担心来年生意不好做。其实就是担心“被搞”。或许有人要问：企业守法经营，还怕官员“搞”你吗？这确实是一个带有分裂性的问题：一方面，企业主常常抱怨政府部门或官员“搞企业”，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又很容易被查出问题。不愿意守法经营，又想保平安，当然是不敢得罪官员了，而更希望勾肩搭背；那么如此语境下，一个处长能把“再大的老板”搞死，一点都不奇怪。当然，守法经营的也未必能绝对避免“被搞”，说你违法就违法、不违法也违法的情况，也不缺案例。

而不管是企业主与官员勾肩搭背图谋违法收益，还是守法企业被不轨官员勒索，原因都是法治环境瑕疵太多。如果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法律的归法律，权力运作过程公开透明，不但有“八百只眼睛”可以盯着，而且任何公民、组织都能依法启动对公权力嫌疑的质询程序，则企业违法空间会缩小，官员滥用权力的能量也会大打折扣。那时候再有人说“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该不会有人共鸣了——你违法了，当然要有人来执法，还分什么老板大、执法者级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