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3年2月上旬的一天，得到情报转移的瞿秋白夫妇再次来到鲁迅家。当时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正在上海。2月17日，蔡元培派车来接鲁迅去宋庆龄寓所参加宴请萧伯纳的午宴。同席为萧伯纳、史沫特莱、杨杏佛、林语堂、蔡元培、宋庆龄、鲁迅共7人。

傍晚，鲁迅回来后便将在宋庆龄家的情况对瞿秋白讲起。鲁迅和瞿秋白都觉得：萧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到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导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来华情况就会在报刊上消失。因此，最好有人搜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出成一本书。他们一拍即合：我们何不亲手来搞一下？于是许广平跑到北四川路一带，在各大小报摊都细细地翻阅当天的报纸。果然，各式各样的论调不一而足。于是鲁迅和瞿秋白在交换了意见之后，便亲自动手把需要的材料当即圈定，由杨之华和许广平负责剪贴，再由鲁迅和瞿秋白连夜编辑，鲁迅写序，以“乐雯”署名，在2月里交给野草书屋出版，这就是流传于世的那本《萧伯纳在上海》的书。值得一提的是，《萧伯纳在上海》一本书出版后，鲁迅将全部稿费都付给瞿秋白，这对于瞿秋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这回住了不久，2月底瞿秋白夫妇离开了鲁迅家。

三

鲁迅常常为瞿秋白的安全焦急，往往为之寝食不安，总想对他加以帮助。为了让瞿秋白有一个比较适合生活的安全环境，1933年3月，鲁迅亲自请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人跟他一道往东照里替瞿秋白看房子。那里有一幢房子是日本人租住的。经内山夫人帮忙交涉，这个日本人同意将亭子间分出来租给中国人。住在日本人的家里总比夹住在中国人堆里要安静得多，可以避免被人盘查的麻烦。鲁迅满意地租下来后，便让瞿秋白搬来住。

这回瞿秋白夫妇搬到同属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与鲁迅寓所相隔不远。在日常生活方面，鲁迅和许广平给了瞿秋白很多关照。后来，鲁迅的家搬到大陆新村之后，他们来往更加频繁。有时晚间，瞿秋白找鲁迅倾谈；有时，鲁迅与许广平给瞿秋白送去附近面包店烤好的热烘烘的面包。

瞿秋白在这样安定的环境中，创作了许多精美的杂文，如《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大观园的人才》等等，还有其他的杂感文章。这些杂文，要么义正辞严地揭露了敌人的卑鄙无耻行径，要么一针见血击中敌人的要害，令敌人为之胆寒。

这些文章，很多是瞿秋白和鲁迅见面的时候，经过两人交换意见，修改补充，再由他执笔模仿鲁迅的写作风格和写法写出，用鲁迅笔名，由许广平誊抄后，再由鲁迅当着自己的作品投寄给《申报·自由谈》等处发表。后来鲁迅将它们编进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南腔北调集》中。因为思想相同、斗争目标也相同，又是两人漫谈的结果，其中也有鲁迅的意见在内，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就很相似，当时不仅读者看不出来，敌人也始终没有发觉这一点。这除了不让敌人有隙可乘之外，恰恰表现了他们友谊的亲密以及他们的战斗都不是为了个人的精神。据许广平回忆，瞿秋白下笔很迅速，住在她家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点为休息时间。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拿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给鲁迅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采与思想。

当时，鲁迅正和“新月派”论战，和“民族主义文学”论战，和“第三种人”论战，瞿秋白和鲁迅总是并肩作战、互相呼应。例如，鲁迅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瞿秋白写了《狗样的英雄》；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等文章，瞿秋白便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他们的步调总是很一致。由于瞿秋白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为此鲁迅书写举世皆知的那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一联相赠，其内涵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