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首批公租房此前迎来市民踩点，一套三室一厅的使用面积仅39.4平方米的房子遭到一些市民吐槽：“只能摆下一张床”，“太小，没尊严”。

今天（1月28日），《京华时报》的跟进报道给出了广州市住房保障办的回应：国家标准廉租房都按“50平方米以下”的面积进行建设。由于当年进行社会调查时，一些群众反映“一家三代”同住人口较多，希望在一套房内多设计几个房间，故而设计了这样的“袖珍”三居室。另据记者现场观察，套内设计合理，“采光通风良好”。

“只能摆下一张床”的设计最初频遭批评，一方面由于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等所致，一方面也是源于一种舆论场效应：典型事件会替所有同类事件受过，成为公众集中宣泄对社会保障不满的出口。在这样的场效应中，政策执行者在舆论上是天然弱势和被动的，被贴标签、扣帽子的情况也不少见。在一个倚重舆论监督的社会里，这类“委屈”大概是地方政府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

公租房的面积之争，说到底是保障性公共产品的标准之争。其大原则在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确定，道理其实也非常朴实：就是救助穷困，不养懒汉；保障需求，不提供享受。保障缺失，是政府没有尽到基本的公共职责和道义责任，但保障变成了“高大上”，则是对更多纳税人的不公平。既要“助人”又能“励志”是公租房面积确定的大方向，从这个角度看，以商品房的面积和舒适性要求它才是真的不合情理。

与其在已有国际惯例和国内标准的面积问题上争论，似乎花些时间讨论一下人性化设计更为重要——四十平米的公租房虽是个“螺蛳壳”，但也要做出民生道场。无论是建房前“三代同堂”的居住诉求，还是建房后嫌三居房间太小的批评，都是指向整齐划一式的构造和设计。既然如此，不妨将室内墙改成轻体墙或可移动隔断，将处置权交给每个家庭。给居住者本身以更大的自由抉择空间，不但贴合民生意愿，也减少政策成本。

人性化设计，也指更广义的政策设计。事前广征民意、事中引入民意参与，这些基本流程自不待言。此外，在公租房的申请手续、入住流程上，也应有更高效、简洁、便民的标准。年初时曾有媒体记者走访广东佛山、东莞等地，发现“公租房申请手续吓跑农民工，至少需办7个证等90天”，有申请的农民工“光为办计生证就回了两次老家”。一旦公租房的实用性还不如当地农民自建的出租房，自然“申请的人不多”甚至“沦为‘空租房’”。相比于“只能放下一张床”的不便，申请流程的冗繁是更大的扰民；而“空租房”的出现，则不啻于随意浪费了那些靠紧凑设计节省出来的社会成本。

房子的结构设计容易被上级领导看见，是显性政绩；申请的政策设计却只能被弱势群体看见，算隐性工程。这个对比是对施政者的一声提醒，面对“只能放下一张床”的批评的谦抑、对公租房设计的优化还不是全部的民生，只是能看得见的民生。螺蛳壳中的民生道场，还有更多的文章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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