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使卖国巨奸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国民党政府司法部于1946年4月1日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光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成立。5月13日，由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对林柏生提起公诉，一一列举了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祸国罪行。

在被宪兵引渡回国时，林柏生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定然难逃国民政府的惩处，但此刻面对检察官的起诉，孤注一掷的他仍在做着垂死挣扎。仗着其雄辩口才，林柏生对起诉书所列罪行采取了避重就轻、推脱抵赖的手法，并一度不知羞耻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

5月25日，林柏生在《申诉书》中，对自己的汉奸事实百般抵赖，极尽推诿辩驳之能事。其想要说明的无非是一个意思：即他只是汪精卫的“追随者”，是“随员之一”，因此他只是犯了执行错误，虽然此错误“很大很多”，但仅表示自己要深刻反省，要引以为戒。

5月26日，林柏生又呈送了一份5000余字的《补充说明》：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勾结敌人引寇深入呢？没有；有没有劫粮劫械、争城争地呢？没有……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分裂国家呢？没有；有没有变更国体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

林柏生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他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

林所说的学生禁毒运动，即1943年底发生在南京的声势浩大的学生清毒运动。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大肆进行鸦片贸易，其在贩售鸦片毒品上赚取的巨额利润，均通过其特设的毒化机构全部汇往东京，不准汪伪政权染指，由此引发了汪伪内部在烟馆税收上的争夺，继而发生了这次清毒运动。

当时的汪伪政权内有两大主要集团，一是以陈璧君、林柏生为首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为首的“CC派”。由于周佛海兼任伪“财政部”部长，伪政府批准开设烟馆的税收均归其管理，其中相当数额便落入了“CC派”集团腰包之中，而“公馆派”在毒品利润和烟馆税收上均无利可得，就对其愤恨难平。为调整利益分配，“公馆派”曾要求“CC派”和全权管理汪伪辖区内鸦片业务及行政的“宏济善堂”让出部分利润(每月4000万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国税收入不能动用为由拒绝。为此，两大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时任汪伪“宣传部”部长的林柏生气愤不过，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团”总监的名义，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打击一下“CC派”，出出心中恶气。同时，也趁机争取青年，培植个人势力，收回鸦片公卖权，在汪精卫面前捞取更大的政治好处。

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厉、王两人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诚做了汇报。舒诚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

1943年12月17日晚，厉恩虞、王嘉谟动员了200多名学生到夫子庙“打烟馆”。在打烟馆时，遇到日本宪兵队，王嘉谟被日本宪兵在头上砍了一刀，受了伤。后来，学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来，说是林柏生叫干的，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第二天，以“青年救国社”为核心，厉、王二人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行动。此后声势越来越大，据当时的《宏济善堂呈报各地特业商店被青少年团捣毁情形》中记载：“南京、上海、芜湖、南通各零售商及各戒烟所呈报损失数量共计中储券1332万元。而停业期内，每月营业上所受损失，约计零售商每日每家500 元、戒烟所每日每家300元，尚未计算在内。”在这场声势浩大“清毒运动”中，损失惨重的华中“宏济善堂”于1944年3月初宣布自动关闭。

青年学生的清毒运动，迫使日本在停办“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后，向汪伪政府表示放弃鸦片毒品经营，不再种植制造和输入毒品。汪伪政权也迫于形势，接受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于1944年3月正式颁布了禁烟条例。此后，敌占区的毒焰猖獗之势大为收敛，社会上吸毒现象明显减少，公卖毒品、公开吸毒的情况也大为好转。

但林柏生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次清毒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中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相反，其一再吹嘘自己在运动中的功劳，声明自己是“林则徐第二”，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