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叛逆：沦为日伪鹰犬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苏美一眼见国民政府只能偏安重庆一隅，其趋炎附势的劣根性再次显现。1939年7月，见风使舵、贪生怕死的苏美一脱离“中统”，改投日伪“76号”特务机关，任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因机关位于南京颐和路21号而被冠以代号“21号”）。由此，苏美一屈膝沦为民族的罪人。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在南京粉墨登场，苏美一为委员。工于心计的苏美一甚至参与了汪系公馆派与周佛海实力派争权夺位的斗争。

苏美一入伙日伪特务机关后，继续指挥特务从事跟踪、逮捕、刑讯、暗杀活动，以戕害爱国志士和鱼肉人民。为表白对新主子死心塌地的忠诚，他在入伙的半个月时间内，利用自己曾任“中统”苏沪区副区长的便利，将“中统”潜伏在南京、上海的机构、人员一锅端作为“入伙礼”。

通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科主任黄香谷这条线索，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苏美一带人在上海慕尔鸣路逮捕张小通。张小通，系“中统”老牌特务，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调查统计室主任。当天晚上，苏美一亲自审讯张小通，要其供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任委员吴绍澍住址，张小通说不出来。为消除隐患，张小通被秘密处决。

1941年10月，苏美一勾结已经落水的“军统”特务万里浪，一网打尽“军统”四大金刚之一、有“辣手书生”之称的上海特二区区长陈恭澍等20多人。苏美一的“功绩”受到日伪的赏识和嘉奖，从此平步青云。当年，他就被提升为汪伪特别警察署署长兼汪伪首都警察厅厅长、汪伪军事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授中将衔；次年，任伪警察总监署总监，授上将衔，组建特务组织“东方国际通讯社”，任伪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1943年初，任汪伪政治工作局局长，组建代号“成和通运公司”的特务组织，编印《新路东报》，进行反共宣传。

1943年底，苏美一被调至上海，任伪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1944年初，眼见日本败局已定，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苏美一于上海成立“建国社”，打着“反共建国”的旗号，暗中与国民党“中统”接上关系，被“中统”策反为“地工人员”，掩护“中统”特工在上海活动。1945年1月，苏美一任伪上海市清乡事务局局长。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傀儡随之树倒猢狲散，龟缩上海家中的苏美一，深知自己罪孽深重，难以逃脱，仍觊觎保住卿卿性命。

罪有应得：毙命提篮桥监狱

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日子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对汉奸进行严惩。而在抗战胜利初期，在对待汉奸的处置上，蒋介石耍起了手腕。为了利用数百万汉奸和伪军力量对付共产党，蒋介石授意他们坚守阵地，等候国民党军接收。为此，不少汉奸和伪军竟得到国民政府的启用和国民党军的番号，俨然成为国民党的新贵，引起民怨沸腾。国民党政权稳定后，这些汉奸的利用价值已基本丧失，全国范围的肃奸工作已箭在弦上。其中，上海肃奸大权尽入“军统”局长戴笠之手。

1945年9月20日中秋之夜，位于上海杜美路70 号的中美所与军统局的上海联合办事处的花园洋房内，一派节日气氛，苏美一和周佛海、丁默邨、万里浪、胡均鹤等500余名汉奸、特务，手持戴笠的请柬，纷纷前来参加中秋赏月晚宴。宴会上，戴笠重申，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只要他们能立功赎罪，政府会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切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但戴笠的中秋祝酒词完全是虚晃一枪，随即，“军统”调集所能掌握的上海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开展秘密行动，9月23日、24日连续两个晚上分别逮捕汉奸100多人。此后，戴笠亲自点名将大部分出身“军统”、中途叛变的20多名汉奸列入逮捕名单。其中，曾被委任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调查室主任的万里浪在蚌埠被捕，苏美一在位于上海市海格路540号的家中被捕，被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为让曾被“中统”策反为“地工人员”的汉奸特务逃过惩罚，“中统”在向戴笠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一方面派人大量出具证明或补造证件，另一方面派人挤进法官队伍，以求在量刑、判刑方面施以援手。其中，苏美一就是在被“军统”逮捕后，利用法庭公开审判的机会，被“中统”系统法官所救，并由其妻王静贞出示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江苏省保安司令、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懋功的亲笔函，为苏美一证明“曲线救国”的“功绩”，最终使其未以汉奸罪论处。

多行不义必自毙。苏美一虽侥幸逃脱汉奸罪的处罚，但“军统”并未善罢甘休，仍欲置其于死地，又以苏美一杀害国民党“地工人员”张小通为案由，再次向上海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几经周折，上海高等法院最终判处苏美一死刑，立即执行。

1947年8月9日，罪有应得的苏美一在提篮桥监狱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