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风光”外表下的孤独战斗

抵达山东后，我被分配到鲁西行署保安团二营六连任教官。行署参谋处廖参谋长对我们很器重，把我由连调为营教官，负责全营的训练。由于兵源复杂，队伍的训练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二营八连是收编的土匪，不足一百人，尚未重新整编。一天早操不见八连队伍，我到驻地不见八连有人，在连部看见连长被杀死在床上。后了解其原因是连长平时对下面要求严格，与其产生矛盾的司务长安排一个排长先下手杀了连长，然后乘机逃离驻地。

鲁西行署军事力量主要依靠石友三的十军团。石友三被39军军长高树勋处死后，日军借鲁西局势不稳发动了大规模清剿。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抵抗不住，便倒向汪精卫，率一个军、一个师投日，被汪伪政府编制为第二方面军。

孙叛变后，黄埔同学深感失望，纷纷离开此处，我也打算离开该部到大后方或抗日前线。但，一战区的任命使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战线。

我记得那日天空特别晴朗，廖参谋长把几个人叫到他办公室，向我们介绍了参谋处长任进武少将。任处长扫了我们一眼便直接了当地讲：我代表一战区司令部任命你们为一战区的联络参谋，你们就是一战区司令部在这里的耳朵、眼睛。我们立即表示服从命令。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部队调动频繁。此阶段我们主要是汇总孙部下面各部队上报的各方面情况及孙部动向，向一战区参谋部汇报。

这年下半年，孙良诚奉命调河南开封，任汪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1943年初，开封绥靖公署执法队成立，主要任务是在开封各城门设防，在市面巡查，对绥靖公署司令部所属军人军风纪进行检查。是年下半年起，我任执法大队长，直至日本投降。

此外，我执法队内选调的三十几个人还组成了一个特勤执法小队，由日本宪兵队岸本上士负责，主要任务是搜查和拘捕嫌疑人，经他初审后移交给宪兵队。我出于任务需要非常注意岸本的动态，一旦有紧急情况，在时间允许时，我便带人以巡查为名对岸本怀疑的地方如车站旅馆进行检查，对感觉可能是嫌疑人的故意刁难，使其知难而退；能确认的嫌疑人，便给予暗示，使其有所准备。在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便随特勤小队同行，视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尽量减少损失。

开封交通方便，常有国民政府及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员出入。接到护卫接送任务，我会通过调配人员或是带人视察加强护卫等方式安全迎接或送出。

在担任执法大队长的两年里，我严格遵守隐蔽战线上的组织纪律，在“风光”的外表下，内心经常感到孤独无助，没人能分担我的忧虑和喜悦。我不断鼓励自己：我是在抗日的隐蔽战线上战斗，是被赋予特殊任务的抗日战士，在抗战中我尽了自己的力量，无愧于国家和人民。

我的两个侄子自1940年初在桂林与我分别后，被分配到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一直无消息。这时我才了解到，他们都在部队任排长职。在1940年5月初的襄西会战中，他们奔赴一线，在前沿阵地阻击西犯日寇，誓与阵地共存亡。

日军侦知我集团司令张自忠将军亲临前线督战，妄想生擒张将军或全歼我军官兵。战斗异常激烈，在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退后，崔灿章得知崔鸿章部未能撤出，想率部回去接应，被团长阻止。张自忠将军、崔鸿章及众多战士，在此次战斗中壮烈殉国。

【千里赴渝】营救杨虎城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的第二方面军改编为暂编25师。得知我曾是一战区联络参谋的身份后，我成了他们的“肉中刺”，险被找理由枪决，无法立足。

后，经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赵树森中将（黄埔军校六期同学）推荐，于1948年7月任国防部警卫二团副营长。

解放军在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后，大军逼近长江，国民政府决定将总统府和行政院由南京迁往广州，我们国防警卫二团移防广州。

部队途经杭州时，团长魏仪（黄埔四期同学）告诉我，到广州后他将不在团里任职，副团长邢晋贤接任，希望我协助工作。到广州后，我任二营营长。

魏团长离开部队后，往返广州香港，看似做生意。到广州时，约我见过两次面，谈话多与当时形势有关，如内战、李济深宋庆龄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这些谈话使我对形势和国家命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受益匪浅，坚定了适当时机率部起义的信念。

1947年7月初，魏与我再次见面，开门见山地说：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关押在重庆，很可能会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希望我们团解救杨将军。我当即表示同意。

8月中旬，邢团长将他的弟弟邢竹全（共产党员，抗大二期）介绍给我。我们商量后决定，由我写报告给国防部四厅请求赴重庆补充60小炮等装备，全团借此开往重庆。为确保安全，又在人事上做了些调整。

9月初，国防部四厅同意赴重庆补充装备。我们乘火车到柳州，后只能乘汽车到重庆。但此时租到汽车非常困难，我于是到柳州交通指挥部联系。刚巧，指挥部长官是我在军校的副总队长张权少将，听取我需求后他满口答应。即便如此，租用的几十辆汽车也是费时半月余才到位。全团分批出发。

我的二营第一批出发。不身临其境无法体验“蜀道难”。路上山峦叠嶂连绵不断，盘山公路像一条不见头尾的蛇环绕山腰，每个拐弯都叫人惊心，深渊下还留有汽车残骸。

经过十几天的艰难行程，我们于9月底安全到达重庆。邢竹全立即到重庆两楼口与一个卖包的摊主接头，被告知我们来晚了，杨将军已于9月17日遇难。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是难过。我们在人力、财力上倾尽最大努力，未能完成使命，深感遗憾。

【重庆起义】登上新华日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军已陈兵江南，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已开始撤离。驻防在重庆的胡宗南部队，持续不断地将国防部四厅存放的银元及重要军事物资运向飞机场。

我们团一千多人何去何从已必须提上日程。我和邢晋贤团长密谈时，发现双方不谋而合——跟随胡宗南部队到成都去是死路一条，率全团起义是唯一的光明路。

由于邢竹全在第一次接头后两天，再去街头时已无报摊，如何与共产党组织联系是一难题。

在与营、团军官沟通召开会议后决定：1、分头在市内、市郊走访，找共产党的地下关系；2、全团撤到市内国防部四厅驻防；3、驻防复兴关，控制高点和通往成都的咽喉；4、暂不宣布起义之事，防止部队内乱。

一星期后，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仍无线索，时间紧迫，最后决定由团副何永立与一位连长渡江直接与解放军接洽。

解放军二野三兵团47军陶团长接见了他们。他听过汇报后表示热烈欢迎，在向上级领导汇报后，陶团长要求我们稳定部队，控制复兴关，收容国民党散兵，在11月30日解放军进驻重庆前一日宣布起义。

11月29日早餐后，召开全团官兵大会。邢团长讲了当前的形势，介绍了与解放军联系的情况，宣布全团官兵起义。官兵情绪激动，一片欢呼声，事实证明起义是全团官兵的愿望。

11月30日，解放军部队在我们起义部队和市民的欢迎中进入市区，重庆解放。

12月1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邢晋贤、崔圣武率国防部警卫二团起义。

12月2日，陶团长与全体起义官兵见面。在陶团长讲话中，个别班排长妄图加害陶团长的反动行为，被我们预先安排在他们周围的营连长制止，大会圆满结束。

12月5日，我们将全团士兵及收容的一百二十余名散兵移交给陶团长。

12月10日，连以上军官离开部队到军政大学学习，我也由此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