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资料看，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突破乌江、奇袭腊子口等一个个成功，其决策依据主要来自截获和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俗称“空中耳目”。这里记叙的“耳目之功”便是红四方面军电台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贡献。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经曾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兼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及其属下肖全夫、陈福初、游正刚等当事人回忆录证实，张国焘所言不虚。

其实，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都曾对红四方面军的电讯工作有高度评价。

据宋侃夫回忆，长征结束后，朱德总司令曾对红四方面军的电讯人员们说：“我们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也对宋侃夫说：“你们四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别是我们长征到贵州，四渡赤水时，天天行军很紧张，你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感谢你们呀！”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能够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蒋介石部队所用的密电码。遗憾的是，张国焘为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提高个人功绩，隐瞒了杨虎城以及白区地下党的真诚帮助。

1933年初，蒋介石命令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配合川军夹击刚刚进入巴山的红四方面军。杨虎城不愿与红军作战，密派少校参谋武志平出使红军求和。第38军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提醒武志平：去年鄂豫皖“剿共”，西北军将领吉鸿昌不愿与红军作战，派密使去与红军联络。结果，红军拒绝与吉鸿昌联合，还把来使杀了。此事说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张国焘对白区地下党和白军将领均不信任。暗示武志平要在“取信”二字上动些脑筋。

为促使求和成功，也为红军作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之便，从军部偷出了一份密电码，外加一份军用地图，悄悄地走上了出使之路。

8天之后，武志平在四川通江县两河口村的一座平民屋里，将孙蔚如军长代表杨虎城给红四方面军领导的密信，以及所带礼物密电码等，献给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50年后，傅钟在《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一书中对此事做了记载：“武志平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他联络信号。这些与军队存亡、作战胜败攸关的机密要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深山密林，闯过土匪、民团的封锁阻拦才安全带到的。他把这些礼物交给我，我当夜派骑兵把四川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码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

有了这份密电码，红四方面军不断截获川军情报，从而掌握了反围剿作战中的主动权。1933年11月初，川军总司令刘湘对红四方面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六路围攻”。双方激战了好几个月，依然处于相持阶段。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春节了，川军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们，纷纷电催王陵基返万县渡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账务。王陵基便将五路总指挥之职权擅自交给其参谋长代理，返回万县与家人团聚去了。这一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师团部属谁都不知道。而红四方面军却从王陵基的来往电讯中寻得了战机，于1934年2月14日清晨袭击了王陵基的右翼，摧毁了其头道防线的驻守旅，并将旅长击毙。第二道防线也因之溃乱。红军乘胜推进15公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王的参谋长仓皇率部急退。这时，第五路的师长、旅长们才知道王陵基回家过年的消息。上下为之大哗。川军总司令刘湘十分恼火地解除了王陵基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务，并将他软禁了。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由此撕开了一个大缺口，进而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更了不起的是，武志平在向傅钟等红军将领呈送这份密电码本时，说这是杨虎城、孙蔚如等陕军将领的一份诚意，这就为两军和谈的天平增添了诚信的砝码。红四方面军立刻派留苏归来的参谋主任徐以新跟随武志平回汉中，于1933年6月1日签订了“共同反蒋抗日”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

这个协议坚持了将近两年。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成为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最终，这支部队成为确保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西路军征战，以及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党第38军率先加入人民军队。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

对陕军而言，因为《汉中密约》的签订而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得以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并将蒋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益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继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

虽然，最后这份密电码消失在了西路军征战的硝烟之中，但它的历史功绩却应为我们后人所永远铭记。

(本文摘编自《1933：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汉中密约》，长征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作者为原第二炮兵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