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较之12年前的版本，修订后的条例加入了“裸官不得提拔”、“被问责干部两年内不得升职”等与实际联系紧密的内容。其中，“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最为引人关注。（1月16日新华网）

现行体制下，“考察”系领导干部选任的第一道环节，只有被列为考察对象，才能获得提拔升迁的机会。6条“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的“高压线”，将“裸官”列入其中，显得意味深长。这无疑是出于防范腐败特别是贪官外逃的考虑，只有限制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裸官”们的升迁之路，才能更好地保证公权力的洁净与安全。对此，公众当然要热情点赞。

“裸官”给人传递出非常消极的信号，不予提拔升迁的规定，既符合现代政治伦理，也符合公众民意呼声。只不过，这样的监管力度，仍然很不够。事实上，一律不得提拔的规定，对那些从未打算外逃并且指望在仕途有所发展的“裸官”才更为有效；对那些确实准备“先裸后逃”的贪官而言，反而没有约束力——既然准备外逃，本已放弃仕途，纯粹只为弄权捞钱，而要捞钱，不提拔照样能实现。

所以，“裸官不得提拔”充其量只是警醒“裸官”的一种方式，具体到防范“裸官”外逃，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监督“裸官”必须关口前置，让其自从开始“裸”的那一天起，就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说白了，如果“裸”是官员的一种权利，那也必须站到公众面前来彻彻底底地“裸”，而不能将“裸”视作“裸官”的隐私，允许其偷偷摸摸地“裸”。为此，“裸官”信息应该对全社会公开，官员财产公示也应该从“裸官”开始。

比较可惜的是，“裸官”信息的透明公开当前还很不够，以至于“裸官”的具体数量，都并无明确数字。三年前，我国就启动了对“裸官”的登记管理，相关部门明确表示会对其进行“特殊管理”。可是，我们到现在也没看到“裸官”的登记信息公开，所谓“特殊管理”也没有具体的举措公布。相比监管“裸官”的文件和“裸官”申报的制度，我们其实更缺内部监管向外部监督的拓展——“雪亮的群众眼睛”啥也看不见，让“裸官”多了从容少了忧惧。

据社科院调研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贪官约18000人，卷款达8000亿元人民币。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2013年非法资金外流规模或已达15000亿美元。这其中，相当部分的“功劳”想必是来自“裸官”。更可怕的是，社科院2012年《法治蓝皮书》指出，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可当“裸官”，而且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

某种意义上，对“裸官”的仁慈，就是对公众的残忍。“裸官”不仅对公共利益具有潜在危害，要害部门出“裸官”更会直接影响决策。监督“裸官”不止于“不得提拔”，必须真正将其关进笼子。既然决心“裸”了，就该“裸”得坦坦荡荡——哪些官员是“裸官”，为什么会“裸”，境外有多少资产，类似“裸官”信息再也不应该被当作秘密。唯有构筑起全方位的立体监管，“裸官”才没那么好当，“裸官”才不至于屡屡成为贪官外逃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