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获悉，民政部等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中国现行法律中，虽然有关于剥夺父母监护权的相关条款，但在如何执行上没有具体规定。最高法表示，希望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1月21日《新京报》）

未成年人保护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相关监护干预制度的缺失，有太多生命与血的教训。比如，2013年南京江宁区饿死两名女童案，便是一起典型的案例。类似案例差不多每一个都是完整的样本，解剖出保障的失位。

从法律层面上解决问题，并不是难事，比如剥夺父母监护权，是西方许多国家通行的作法，有许多成熟的模式与经验可以借鉴。并且，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也不缺少剥夺父母监护权的条款，《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中都有表述，尽管在如何执行上没有具体规定，并不等于司法不可以作为。然而，问题的难点就在于剥夺了父母的监护权，谁来承担孩子的监护义务？现行的体制给出的似乎是一个无解的答案。

事实上，父母监护权对未成年人保护具有两层含义，一者把权益受损的孩子与失责的父母隔离开来，避免伤害的继续；二者赋予关联救助机构的监护合法性，是一个授权的过程。显然，剥夺父母监护制度，并不是对父母惩处的设置，而是实实在在后置保护程序的启动。

从一定意义上讲，推动立法的完善并不是当下的主要矛盾，关键在于谁来为失之于保护的孩子兜起应有的底线。换言之，买单孩子健康成长的成本，应当纳入到常态的公共保障体系中。否则，立法再完善，具体规定的设计再科学，都会倒在“孩子下家”的门槛上，使得法规再度沦为“僵尸”条款。

遗憾的是，当下针对孩子救助的体制机制显得相当孱弱。近些年来，以“袁厉害”案为代表的非法而合理的民间收养，屡屡击中公共救助的软肋，折射出政府公共福利供给的严重短缺，很多地方找不出一所像样儿的孤儿院。弃婴、孤儿的保护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有父母的孩子呢？

未成年人保护相比于立法，转变社会治理的方式更迫在眉睫。一方面，政府要强化社会保障资源的供给，切实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加大投入的同时，畅通社会慈善公益的渠道，有序对接，形成集约规模的保障，为孩子失陷的权益提供庇护；另一方面，要变部门控管为法治调节，部门充当权益流通的渠道，剥离掉资源提供的责任，从而串联到司法调节的链条中，实现无缝对接。只有如此，立法的程序设计才可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