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录》书影

上回说到，文天祥和杜浒、余元庆等人议定，二月二十九日深夜赶往甘露寺下长江边，乘船逃走。这是逃走的最后机会了，因为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要被元兵押送北上。

可到了晚上，就在众人准备依计而行时，意外又出现了——那个原本同意带路出城的老兵，突然醉得不省人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意外呢？文天祥在《指南录》“定变难”诗引中称“忽老兵中变，醉不省”，大约事到临头，这老兵突然害怕了，想变卦，于是故意喝醉。当时这老兵家里还藏着文天祥先期派去的三个亲信呢。老兵的妻子见家中来了陌生人，丈夫又喝醉了，便想跑去找邻居来探问究竟。幸亏这几个亲信机灵，其中两人先稳住老兵的妻子，另外一人跑到府衙，将杜浒找来。杜浒称自己是老兵的朋友，将老兵拉出家门，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文天祥此时藏身在附近的一座帐篷里。负责看守文天祥的王千户哪里去了呢？原来，当天晚上文天祥喝了点酒，沈颐趁机将王千户给灌醉了。等到王千户熟睡以后，文天祥溜了出来。看来沈颐对文天祥意欲逃跑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并在关键时刻伸以援手。可见当时虽然元军统治了江南地区，但老百姓的心仍然是向着南宋朝廷的。

杜浒拖着老兵进入文天祥藏身的帐篷后，就将三十两银子系在老兵腰间，说：“事成之后，这银子就归你了！”这时老兵酒渐渐醒了，事已至此，也只得同意带路。文天祥一行十人按约定时间，聚集在了帐篷里。转眼到了二更时分，他们还没有出发，焦急地等候一个人的到来。

到底是什么人呢？这就要说到元军在镇江实行的宵禁制度了。所谓宵禁，就是深夜时分不准行人外出。此时文天祥他们出逃，即使有老兵作向导，可街面有大量元军巡逻，要想堂而皇之地逃走，肯定比登天还难。他们在等谁呢？元军的一个小番兵。

就在前两天晚上，文天祥还在为宵禁制度发愁。可巧这时有个元兵头目跑到沈颐家，闲聊之中，文天祥得知这人是刘百户，就是管宵禁的。千户、百户，这都是官职的名称，起于金，元明均袭用。文天祥便询问刘百户管理宵禁的具体方法，刘百户说：“只有提着官灯，才能在街面随意往来。”杜浒当时也在沈颐家，听了这话，待刘百户出门离开后，便跟出门，有意结好。杜浒拉着刘百户到妓馆喝酒，并留宿在妓馆里。两人结为把兄弟，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来。杜浒犯愁地对刘百户说：“我跟着丞相住在这里，每晚要安顿好他才能出来，怕宵禁无法夜行。”刘百户说：“我送你官灯，并派个小番兵跟着，就不妨事了。”

次日深夜，果有一小番兵提着官灯，来到沈颐家中。文天祥、杜浒跟着小番兵，出门溜达了一圈，果然没人查问。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杜浒掏出一把银子给小番兵，叫他先回去，第二天晚上再来。小番兵才十五六岁年纪，不太懂事，拿着银子就乐呵呵地走了。

眼看已是二更时分，小番兵会如约而来吗？就在众人焦虑不安时，这小番兵还真的来了。文天祥一行这时已换好了元兵的服饰，他们拎着官灯，由老兵领着，向城外甘露寺而来。到达一处关隘时，突然传来几匹马的嘶叫声。原来，元军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设下关隘，并布下十几匹马，拦住去路。所幸元兵这时已熟睡，没有被马声惊醒，文天祥一行才顺利出了关隘，来到甘露寺江边。

为防意外，文天祥事先已派了两名亲信到船上接应。可一到江边，大家傻了眼，哪里有船的影子？大家都在议论，是不是船夫爽约。余元庆不甘心出逃就此失败，他趟水而行，终于在一二里外的地方，把船给找到了。大家立时兴奋无比，上了船，便向江北驶去。

据宋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三月初一一早，元兵就发现文天祥一行逃走了，遂闭城三日，在镇江满城搜捕，但却没有结果。负责看守文天祥的王千户等因为失职，被囚禁起来。

文天祥一行选定的逃亡地点是真州（即今仪征）。真州尚未沦陷，得知右丞相文天祥脱逃至此，真州知州苗再成热情地将他们迎接进州衙。

据《宋史》记载，逃脱樊笼的文天祥立即筹划匡复大计，他听从苗再成之计，计划起淮东、淮西之兵，全力抗元。文天祥分别给淮东、淮西守将李庭芝、夏贵写信，致以此意。没想到，夏贵以淮西之地已投降元军，只因信息不畅，真州尚未得到此信。而李庭芝却轻信元军散布的谣言，怀疑文天祥已叛变，密令苗再成将其诛杀。

苗再成未忍下手，将文天祥一行逐出真州城。从镇江虎口脱险，文天祥满腔热血，希望挽救大宋江山，至此时却是兜头一盆冷水，他决定南下投奔益王赵昰、广王赵昺。

原来，就在南宋朝廷决定奉表乞降的前一天晚上，为了延续宋祚，太皇太后谢道清将宋度宗的另外两个幼子，也就是宋恭帝的哥哥赵昰、弟弟赵昺，分别封为益王和广王，令他们出判福州和泉州。五月一日，陈宜中、陆秀夫等于福州拥立年仅9岁的赵昰称帝，即宋端宗。

不久，文天祥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福州。遭遇焦山之败的张世杰，亦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这是后人景仰的“宋末三杰”。他们的命运，将会因南宋流亡小朝廷而发生怎样的改变呢？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