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头痛藏钱”的贪官早“拉拉袖子”多好

2009年8月被任命为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后，马俊飞最头痛的一件事便是藏钱。相比赚钱的本事，马俊飞实在不会藏钱。从呼和浩特到北京，马俊飞又是购房又是租房，在挥之不去的恐惧中，金条、美元、欧元、价值不菲的收藏品，逐渐堆满了两所房子，直至2011年6月案发。2013年12月底，马俊飞因为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河北省衡水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贪腐数额特别巨大，以一个数额高达近1.3亿元的巨款已“问鼎”顶级巨贪行列。在贪污过程中，马俊飞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最头痛藏钱”，装满房子的“赃款赃物”马俊飞几乎没有动过，这一典型特点一方面说明马俊飞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还有“良知”未泯的成分。如果真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何必“藏着掖着”？长期持续收钱，却“一分钱”不敢花，其犯罪矛盾心态暴露无遗。退一步说，如果在他腐败之始或未发展到“巨蠹”之时，有关方面能及时察觉，并及时出手进行惩戒教育恐不至于如此严重的后果。

在党内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也有同志间相互“拉拉袖子”的说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能有效发现个别同志的思想问题，更能触及一个人的灵魂和思想，而与党内监督相关的“拉袖子”行为也是对“后进”或“思想开始滑坡者”的提醒和警示。从马俊飞巨额腐败案件中，可以看出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内部监管、党内组织内部的“帮扶”与“思想改造”基本成了摆设。

一些官员本质上未必坏，一些官员在前任岗位上可能还很优秀，一些官员之所以走向堕落，与自身道德滑坡和防线崩溃有关，但更有来自于外部的警示、教育和约束缺失有关。马俊飞担任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后，主管运输生产，平均每两天受贿一次，日均近20万元，每小时受贿近万元。这些受贿额度和频度都是通过“公器私用”获得的，也是胆大妄为滥用职权和越权获得的。试想，如果内部监督、上级监督和同级间的监督机制有效的话，一些贪腐行为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致其“坐大”养成“巨贪”。

任何一名“巨贪”都是从细节上开始“贪腐”的，一个“腐败官员”的养成岂不是从小小的“第一次受贿”、第一次“捞好处”开始的？一位已逝的伟人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的各项党内制度和各项监督机制是好的，但制度方面的不健全、作用发挥不好是不能否认的。没有一个严格到细节的监督约束，没有一个细致入微的对官员言行举止的监督，无论“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官员的行为都将失控。

值得期待的是，中央有关方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积极出台制度性的行动和举措，刚刚过去的2013年，可谓公务员的“禁令之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纪委等部门至少出台了14部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规定。禁令频频之下，一些官员感叹“为官不易”。让“为官者不易”是公众的呼声，也饱含中央对各级官员的关爱。退一步说，如果早些年开始或更早些年开始就始终约束好官员权力之手，让“为官不易”持续恒久执行之，何来马俊飞这样的“最头痛藏钱”的巨贪式铁路局副局长？

　　北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