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8日，审计署公告了19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财政扶贫资金审计结果。统计发现，有11个县存在贪污侵占扶贫资金的问题；10个县违规支出招待费用于请客、送礼、旅游等，违规总金额接近1110万元；17个县存在各种骗取扶贫资金的事实，总额超过了2150万元。国务院扶贫办督促边审边改、立审立改，并抓紧研究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

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面对巨额扶贫资金，究竟是审批部门“太傻太天真”，抑或是少数贫困县太“善于”坑蒙拐骗？本该最精明的扶贫资金，怎么就在各种忽悠与啃噬面前少了智商？一边是土豪式滥用扶贫款项，一边是哭穷式骗取扶贫资金。其实，滥用贪腐也好，冒领骗取也罢，本质都是一回事：少数扶贫资金，已然成了不折不扣的“唐僧肉”。

正因如此，“穷庙富和尚”的故事，在各色贫困县一直不缺令人拍案惊奇的版本。譬如国家级贫困县河南台前县因豪华办公大楼扎堆而建，且县领导配有“别墅”宿舍引起争议，令人心酸的是，就在紧邻该县府大楼一公里之遥的城镇中学，却有600名学生拥挤在窄小的宿舍休息，环境脏乱犹如“难民营”；又譬如黑龙江省海伦市，明明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和著名的“大豆之乡”，近年却一边四处“哭穷”申请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边变相投资近亿元兴建政府大楼，这就像开宝马的住经适房一样，混的是个“实惠日子”。

论说起来，正如审计专家所言，无非还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扶贫资金投入渠道分散，统筹管理不够。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有10类专项，涉及7个主管部门，各部门专项之间、同一部门扶贫专项与本部门其他专项之间支持内容存在交叉重复，各环节缺乏有效沟通，经常出现多项资金投入同一项目、同一成果冲抵多项任务的现象。二是扶贫工作权责不够协调，相关监督管理缺失。地方政府承担的扶贫开发事权与财权不匹配，权责不对等，导致省级政府监管责任不够明确和具体，县乡政府重资金申请、轻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造成扶贫工作监管责任不落实。一句话，发钱的不是管钱的，只发不管、乱发不管，贫困县自然不会在权力层面天然清白起来。

正因为扶贫资金太好骗、太美味，公众应该还记得2012年初，“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一则落款为“中共新邵县委、新邵人民政府”的LED宣传标语爆红网络。喜大普奔的消息，捎带着揭开了“贫困帽子潜规则”，有人一语道破天机：“贫困县”这顶帽子，瞧上去不好看，戴起来很温暖。可见，扶贫资金用不好、管不好，不仅容易让权力犯错，乃至犯罪，更容易使得“贫困”本身具有某种诡异的惰性偏好。

扶贫资金为何那么好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细化为具体的两重追问：一者，在专业审计监督之前，面对扶贫资金上的乱象，发钱的部门为什么愣是不知不觉、成了制度意义上的冤大头？二者，除了明确可以定罪的贪腐之外，啃噬扶贫资金的任何违规行为，只需一退了之、一改了之吗？看得见的权力问责固然重要，看不见的制度转身也不可少。如果扶贫资金常年如牛栏关猫、绩效考核与制度监督始终“不在状态”，恐怕专业审计也难以逆转沉疴累累的猫腻。扶贫资金不能太“弱智”，从审批到监管，救苦救难的钱就该有个锱铢必较的样子。（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