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面向全国基础教育系统进行网络公开课。他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学生的学习内容“不是最难的，但也不是容易的”，在未来新教材的审定上将降低难度。对于学生减负，他表示，明年将对各省所有地市学生课业负担进行量化排名，并把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布。

　　（12月10日《京华时报》）

　在上对下的考核体系，以及下对上的制度构架下，一张小小的排名表包含着复杂的信息，既有上级主管部门的权威表达，也有地方某项工作成绩的比拼，更有强大的倒逼功能，作为政绩优劣和工作好坏的评价标准之一，具有一目了然的效果。于是对某项工作是否实行排名，往往具有风向标的作用，比如取消信访排名、查积案排名等等，就引来叫好声一片，自然，启动课业负担排名同样承载厚望。

　道理很简单，学生课业负担沉重历来是个教育顽疾，相关的治理药方是采取了一个又一个，除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要求之外，教育部门为此出台的相关文件、制度和禁令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前不久教育部新拟定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对外征求意见，还比如各地要求学生作业不得高于一个小时，或者不超过一张A4纸等，或者严禁幼儿小学化，小学成人化等等，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便成了“纸上游戏”，规定时时定，问题依旧在。

　从既有经验来看，排名考核法确实能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小视。一方面，围绕排名的利益角力，很容易导致弄虚作假和权力寻租；另一方面，排名考核毕竟是一种静态的考核，在“校内不足校外补”的情况下，负担往往会实现转移；更重要的是，与学生课业负担量化排名并行的，则是升学率排名，以及以此作为标准的经费投入、政策倾斜和资源保障等等，更重要的是，在现行的教育管理改革和中高考制度改革没有实质性进步的情况下，学生课业负担进行量化排名则是一种逆向路径。

　退一步讲，从山东等地实行的课业排名来看，这也仅属于矮子中选将军。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构架之下的课业排名，并不能发挥制度矫正的作用。如果应试教育这一根本性制度没有改变的话，那么技术上的改变难有作为。就如同GSP定位系统管不了公车私用一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不能老在行政治理的路子上往返。

　恰恰相反的是，现行的教育改革必须走“去行政化”的路子。只有改变行政权力主导一切，从根本上改革现有的教育评价体系和学生选拔方式，实现真正的管办分离，给予学校和学生更多的自主权，使教学活动不受行政干扰，才可能因地制宜，在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效率、改进方式上有所作为，学生的课业负担，包括心理负担也会得到缓解，素质教育也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