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河南永城一辆大货车因超载被当地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当事女车主刘温丽因付不起罚款喝剧毒农药自杀，所幸经抢救性命无虞。时隔半个多月后，女车主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很是后悔。

　　（12月4日《华商报》）

超载违法，这是笃定的事实。女车主拿命来博弈治超的路政执法，虽丧失理性，却也是绝境中最后的本能。如今，女车主很后悔，后悔的是不少人都被处罚撤职，得罪了一大帮人。这种悔意，既是淳朴的良善之心，更多的，恐怕还是后顾之忧的生存焦虑。

这是一个悖论：车主不超载不成活，执法者不乱收费不成活。这个怪圈不破解，女车主的忧虑如何靠一纸“通报”来安抚？真正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在逼着他们知法违法、执法违法？一者，如果执法者缺钱，地方财政为什么不能为必要的公共管理成本兜底；二者，如果执法者缺制度，地方监管为什么对车主怨声载道的积弊熟视无睹？至于地方部门极力回避的“月票”与“年票”究竟是不是传说、部门利益有没有参与乱收费后的分肥，这些问题如果继续笑而无语，服毒女车主的悔意谁说不会一语成谶呢。须知，无法设防的“合法报复”，也许比明目张胆的伸手要钱更令人恐惧。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