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等引发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往往由执法机关不按程序办事或程序不规范造成。鉴于此，我国将全面清理行政执法人员，严禁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将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合同工、临时工调离执法岗位。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在日前公开发行的三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披露上述内容。（11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将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合同工、临时工调离执法岗位，在改革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从规范政府执法权的角度而言，清理临时工仍只是一个表层工作或者说一个步骤，进一步厘清那些模糊的执法主体和执法权限，才是根本之道。

从本质上讲，临时工乱象并非是无缘无故的“自生长”，而具有很强的现实土壤，不能孤立看待。特别是频发的临时工执法所导致的暴力现象，归根结底是政府部门执法权力失范的一种外延。仅以临时工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各地城管部门为例，就存在着一种扩权趋势。比较典型的一例是广东城管执法权限在12年间从64项增至232项。

现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个别执法单位承担了大量执法工作，在调离临时工之后，到底怎样才能够胜任？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从执法权限上继续做减法。事实上，袁曙宏在文中的建议也回应了这一观点，如针对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需厘清执法机关职责权限，努力实现执法机构的精简和统一；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和事权，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减少行政执法层级，推进执法重心向市县政府下移。简而言之，即是简政放权。

事实上，无论是城管扩权还是临时工泛滥，都是对现阶段一些法律法规的僭越。如各地为城管扩权，都是属于绕开《行政强制法》的自我扩权，在程序上经不起推敲。因此，对于类似自我增权的行为，需要加强法律的落实刚性，否则，一边将临时工调离执法岗位，一边又不断地自主扩权，即便临时工被彻底取消了，也有可能制造新的“执法力量”,简政放权就落不到实处。

总之，作为近年来执法暴力和责任推脱现象的一大“标签”，“临时工”现象要想从根本上进入历史，还得肃清其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权责不清的执法体系、过度管理催生的自我扩权倾向以及法律刚性的软化。（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