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向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林业大学表达了退休的意思，结果，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放。“他们说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他们不肯放，即使我到80岁了”。沈国舫还是环保部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中方顾问，今年他也表达了请辞的意思，结果对方硬拉着不放，“他们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顶替”。 （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从某种意义上说，“活到老干到老”是当今中国院士们最为真切的写照。

一方面，要“熬成”院士，即便还没垂垂老矣，多半也已接近退休年龄。如果刚评上院士，便退休回家含饴弄孙，未免有“不把院士当宝贝”之嫌。尤其是当一些院士自身在团队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再加上院士本身所具备的影响力，的确不适合“过早”退休。

另一方面，院士称号的得来，自然少不了来自院校与科研机构各方的倾力支持，既然如此，院士称号不再只是个人荣誉，而被当作院校以及科研机构的公共资源，也就并不意外。于是，院士想要退休，院校表示反对，年满80岁仍然要站好院士岗，某种程度上也不过是院士荣誉资源化的必然结果罢了。

作为独立个体的院士，到了年龄退休与否，当然应当首先尊重其个人意愿。假如院士自身有继续发挥余热的愿望与积极性，当然再好不过。但明明院士本人已心生退意，却仅仅因为头顶的院士光环而遭来学校的反对，甚至不得不把“终身荣誉”当成“终身工作”来干，恐怕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正是因为院士的角色定位出现异化，使其偏离了学术的本位，院士们才“身不由己”。因此，或许更需反思院士在科研体系中被错误定位，以及科研资源的分配与评审机制对于“虚名”的过度关注。(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