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红包泛滥的年代，但地方政府派发的“红包”总能成为议论话题。日前，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表示，2014年澳门将继续实施现金分享计划，建议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非永久居民每人发放5400元。对此，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岳经纶认为，在政府财政储备多、民众面临通胀压力的情况下，派钱的确是皆大欢喜之举，也是舒缓民怨的一种途径，但非长期民生改善的办法。“这是一个懒政的方法”，没有借鉴意义。

专家的“懒政”说引起围观者一片质疑，可众声喧哗之后，真正需要被厘清的还是派发红包举动本身的必要性。观察者早就指出，要让市民（特别是穷人）分享到社会发展成果，未必要使用现金派发类似的粗放型方式。让社会成员切实宏观得利，减免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大幅度提高工资保障标准，远比单纯地发红包更显长期效果。这也是岳经纶所质疑的，“不论穷人、富人都发钱，表面上看似公正，实则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当运用”——然而现实是，澳门已有着对于穷人生活的完善保障体系，那么在此之外的派发红包又有何不正当？斥其为懒政言过其实。

从本质上来说，澳门特区政府的派发红包依旧从属于“社会分红”的范畴，这也正是澳门历年坚持派发红包的可贵之处。关于社会分红，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换言之，它是一种地区福利与还富于民。经济社会在发展，生活成本日益递增，通胀压力更是如影随形，如此之下，即便是短期性、数额并不大的全民红包派发，也是对地方政府财富的再分配，它由此带来的也是一地之内笃定性的福利可依赖。

还原了上述内容，就不难理解围观者对于澳门“红包”的羡慕嫉妒恨。事实上，围观者并不就一定期待在内地实现大面积的“红包”发放，他们甚至深知，澳门之所以能够派发全民红包，与本身的财力雄厚和人口相对偏少不无干系。他们渴望的，只是触手可及的全民福利与“还富”行动。客观地说来，改革在进行，近年来内地的社会福利体系已有着较大提升，市民抵抗通胀与生活压力的能力在同步提升，但此种提速可否更快一些，乃至在少数富裕地区可否出现形式更丰富的“反馈”作为？以此对照澳门的“红包”，他们自然一次次地难以淡定。

以“理论上”的视角来考量，我们很难说“发红包是懒政”就全无它自圆其说之处，但倘若以地方政府主动打造全民福利的行政善意来分析，就不能不说这样的观点太冰冷与过度理性。澳门“红包”可以复制吗？答案现在并不确定，但讨论澳门“红包”可以带有更多温度。（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