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精神病？ 漫画 陶小莫

去年10月开始，拥有900多万人口的河南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指标任务被下发到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若完不成这个任务，会面临上级的扣分与督导。（10月9日《南方都市报》）

因为有了2％。的硬性规定，“寻找精神病”就成了一件并不幽默的正经工作。就像所有脑残的形式主义都有着良善美好的初衷一样，筛查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本来也是件好事：既有利于康复治疗，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只是，实事求是的筛查非要目标先行，难免要弄成一场闹剧。

当然，这个2％。的任务指标，也并非地方部门无中生有的创意：按照原卫生部办公厅2012年7月6日印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考核评估方案》的通知，制定这个评估方案是根据《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 2015年）》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尽管该方案很人性化地提出“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但考核标准之一还是明确规定：按照2012、2013、2014、2015年患者检出率分别达2.5％。、3％。、3.5％。、4％。的要求，每少0.5％。，东、中、西部省份分别扣4、3、2分。两相比对，郑州的落地指标，已经“柔和”很多。

根据先前普查结果，大概拟定工作目标，也不算多么荒唐的事情。真正的问题在于三个方面：一者，患者数量多寡，是个客观数据，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动态的变化。没有筛查前就弄出目标来考核，本身就非常诡异——既然承认“本地区实际”各自有别，又哪来精确的任务分解？二者，用地方卫生部门的话说，“事实上，我们规定需要查出的精神病人数比上面规定的要少。”换言之，地方部门对考核数字要么是不以为然、抑或是有苦难言，只是，这么多年过去，数十家省级地方部门何以在程序上对此考核方案“毫无异议”？三者，当省级或市级卫生主管部门将目标层层分解之后，社区医务工作者怨声载道，只是，这样的不满为何依然找不到反馈与博弈的出口？

公共决策不是神仙，试错或者犯错都不稀奇。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种荒诞的“寻找精神病”的摊派指标中，见不到任何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应激机制：从上而下是一团和气地遵从或顺从，明知任务或目标是“皇帝的新衣”，仍要人格分裂地边谬赞、边腹诽。在这个诡异的链条上，不见反思、不见互动、不见监督，有的是都把红头文件当笑话、把离奇考核当命运的态度。

我们常常铿锵发问：荒唐目标是谁、是怎么制定出来的？但很少问另一个问题，这些离奇的摊派指标又是怎样被环环扣扣地执行下去的？如果决策与执行、决策与监督“合穿一条裤子”，行政绩效如何寻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寻找精神病”的故事告诉我们：简政放权固然重要，激活行政链条上的“和而不同”的功能，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