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一长假期间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报复性增长为标志，接连几个月，中国几乎所有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显然已经挣脱了政府调控的缰绳，似野马般地狂飙起来。由北京领跑，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紧跟其后，一些省会二线城市趁机趟水，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搅得风起波涌，撼人心弦。一个个热卖的楼盘，就如同一根根砸在房地产调控政策棺木板上的长钉，把将死未死的调控政策彻底封死在棺木当中。而国家统计机构的相关数据，则不过以更加正式的说法宣告了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失败。

有关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颁布了多少次、发布了多少条，算数稍差的人怕是手脚合用也掰不出个准确的数字了。多少次“史上最严厉”、多少个“国多少条”，在房地产市场的汹涌大潮中，其结果往好了说，几乎全都打了水漂。而实际上，其中的一些调控政策甚至连一个水花也没有溅起。显然，只有“严厉”失效在前，方有“史上最严厉”在后；只有“国多少条”不管用，才有追加的“国多少多少条”。现在看来，这些不断追加的“最这个”、“最那个”，都不过是为这些所谓调控政策的最终失败储备了更多的前置词——“最”字而已。

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失败说明了什么？

谁都知道，中国的市场虽发育三十余载，但成熟度并不高。然而，即便如此，政府的角色转换也并没有到位。这就是说，在市场环境中，政府何以自处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由是，直到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是政府主导型，仍然是以政府说了算的投资为主要拉动的力量，市场发育停滞在“市场之手”短小、“市长之手”粗大的阶段。因此，作为一体两面的另一面，每当发展有问题、增长有障碍、市场有波折，政府总要习惯性地伸出大手来作用一番。

当然，即使是在成熟的市场上，“市长之手”也仍有作用的必要。问题是“市长之手”作用于市场的空间有多大、以什么方式作用于市场。以当今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中产阶层的收入，与这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之比这个衡量房地产市场价格高低的“绝对标准”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毫无疑问是处在畸高状态。一个收入中上的家庭，夫妻两人为一套平均标准且产权只有70年的房子忙活一辈子，如此价格体系所折射出的经济结构，无论如何是存在严重问题的。经济常识告诉人们，这样的经济结构是不能持久的。

也许正是依据常识，中央政府才出手想要勒住房地产价格的缰绳。但是，在市场上，政府的强硬性行政手段只能作用于一时，而断不会持续于长久。勒住缰绳所应得的喘息之机，只是为下一步的结构性调整赢得缓冲的时间。这里所谓调结构，就是放开垄断，把其他赚钱的领域向所有资本开放，让那些不得不集中在房地产领域中的逐利资本分散至其他方面。而放开垄断，就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破拆那些与垄断配套的利益输送渠道。如果在这方面无所事事，那么，结果就必然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效力的递减乃至失败。

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失败，还向人们展示了当今房地产既得利益者的强大势力。这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完全是逐利的房地产商。这一点，从各地新近“地王”的产生及其实际得利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助生“地王”的过程中，一些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正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报复性反弹”游戏的最大获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