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本来静悄悄推进的筛查，突然间被暴露在舆论里，引起轩然大波。据媒体报道：去年10月开始，在拥有900多万人口的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指标任务被层层下发到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内，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两个重性精神病。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的督导。

这一筛查的初衷，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此举属于全国精神疾病救助康复工程（简称“686”工程）的一部分。救助康复，指向的当然应该是人。但在偶然曝出冰山一角的这个“郑州故事”里，满眼都是“指标”，难见到“人”影——摊派所指向的，很难说是一个个需要救助的具体的人，而只是刚性、抽象的“管理”而已。

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荒唐：医护人员明知“其实他这个病，也不能算是重性精神病”，“但是为了凑人数，我们还是将他写上了”。活生生的人屈从于冷冰冰的指标。

年轻的“片医”时小琴负责的辖区超过3万人，她只登记了20来个重性精神病患者，这显然与指标任务相差太远。而她更大的困惑在于，这次筛查的意义何在。“有的家属每次都问我们，登记了能有啥救助？”她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更无力承诺什么。

摊派指标时显得有动力、有气魄、有办法，实施救助时却缺乏细致的规划、精密的安排、韧性的推进。此前媒体披露的一组数据很能印证像时小琴这样的基层医护人员的无力感：据估算，我国有重性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其中“约10%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目前我国共有两万名精神科医生和20万张床位，但要满足的，是大约160万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在有着大约16万精神病人的北京，由市残联主管的可对精神残疾人进行康复托管的机构只有3家……

那些处境艰难的精神病人及其痛苦不堪的家属，或许找不到医院的床位，或许寻不着值得托付的康复机构，他们最需要的不是被录进指标，而是实实在在的救助。

事实上，当指标成为上摊派下、下应付上的“游戏”时，当越来越多的精力被用来维持这种怪诞的“戏局”时，人的被边缘化，也就成为必然。

不仅在精神疾病管理领域，指标的“异化”及相伴的人的被边缘化，我们在城市清理流动人口时也见过，在重大工程移民时也见过，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更见过——这个社会为所谓指标管理付出的代价，不算小了。(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