蜿蜒在太行山腰的红旗渠主干渠。

　　太行山，可能是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山峦，盘古开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故事……在这里流传了几千年。

　　盘绕在巍巍太行半山腰上的红旗渠，也像神话一般传奇。站在渠埂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渠水悬在半空，静静流淌，像一条天河。

　　流传了几千年的神话故事，出自古人天马行空的想象；流淌了半个世纪的红旗渠，出自劳动者坚韧不拔的实干。

　　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经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不同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举全国之力，而“红旗渠是英雄的林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放诸今日，在英雄常被庸俗解构、理想信念会被现实消解的时候，红旗渠就像一个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符号，高悬在太行山上，让人仰望，更带给人精神力量的震撼。

　　水之困

　　众所周知，红旗渠是为干旱缺水而修。带着这个印象去河南林州，不免会有一种预设：那里是一片干旱的土地，黄土、丘陵、荒山该是常见的景象吧？

　　出乎意料的是，坐在从安阳到林州的长途车上，沿途满眼都是绿色。路旁的绿化带草木葱茏，田里的玉米密不透风，一片墨绿。随风轻摇的玉米叶反射着阳光，田地仿佛一块巨大的翡翠，熠熠生辉。渐行渐近的山峦也被植被严密包裹着，生机盎然。

　　眼前的林州看不出一丝干渴、荒凉之象，绿化、植被不输于任何一座北方城镇。每个林州人都自豪地将这些绿色归功于红旗渠。

　　红旗渠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蕾当过多年的讲解员，还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述红旗渠。介绍当年林州的缺水之困时，她可以信手拈来大量的故事、事例。比如林州十年九旱，水贵如油，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去挑水吃。桑耳庄村桑林茂，大年除夕爬上离村七里远的黄崖泉担水，等了一天才担回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摸黑到村边去接，不小心把一担水倾了个精光，儿媳妇羞愧地回屋悬梁自尽了……

　　只是，这些凄惨、悲凉的故事，早已成为历史，听上去距离眼前的林州实在遥远。红旗渠发挥作用已经半个世纪，绝大多数林州人早已习惯了它的惠泽。那个干旱缺水的林州，仿佛只存在于先辈们的讲述之中。

　　记者对红旗渠通水之前的林州更真切的认识，来自李蕾的一句问话：“从安阳过来的一路上，你看见水了吗？”

　　回想一下，几十公里的一路上，记者竟然没有看到一条河流、一片池塘。在千百年逐水而居形成的北方城市，这么长的距离见不到地表水，极不寻常。

　　但是，就此说林州没有河流并不确切。林州市境内有浊漳河、洹河、淅河、淇河4条河流，均属海河流域的卫河水系。只是这些河流都是季节性河流，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干涸状态。而且，这些河流的河道都在林州的边缘地带，即便是丰水期，林州也只有很少的区域能得到滋润。

　　也许是天意弄人，洹河出了林州不久就变得丰沛起来。距离林州最近的城市安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殷墟遗址就坐落在安阳的洹河之滨。

　　地表水匮乏，地下水更是难觅。地质资料表明，林州位于太行山地及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黄土高原的东沿。西部地壳以上升为主，而且侵蚀成密集的沟谷，太行山东侧断层较多，地壳十分破碎，像漏斗一样排泄着浅层基岩中的水分。

　　根据林州地下水勘探的资料，整个市域内，可方便开采浅层地下水的区域只有8平方公里左右。其余地区的地下水，多贮藏于山丘区及盆地的灰岩地层中，埋深多在200米以上，且地质结构复杂，开采难度大，代价高。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地下水才少量得以开发利用。

　　在红旗渠通水之前，林州最仰赖的水源就是雨水。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672.1毫米，在北方地区并不算很低，但受制于特殊的地质构造，雨水降下来却留不住。“靠天吃饭”的林州，似乎很少得到上天的眷顾，雨降得多一些，便是顺着山势奔腾而下的洪涝灾害，正常年景之下，雨水会很快流走、渗漏殆尽。因而，干旱缺水就成了这里的“正常年景”，“十年九旱”成了最写实的描述。

　　干旱给林州祖辈留下了悲苦的历史。在以农业为主的年代，大旱绝收、小旱薄收，多数岁月里，林州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据1995年版《红旗渠志》记载，在红旗渠修建之前，林县（1994年之后撤县设林州市）550个行政村中，有307个长年人畜饮水困难，有一百多个村要跑5公里以上取水吃。林县每年因取水误工达480万人，超过农业总投工的30%。也就是说，林县人每年要把将近4个月的时间，抛洒在那些漫长的取水山道上。

　　林州有一种独特的历史遗存，叫“荒年碑”，那是历代林州人对干旱的记录。合涧镇小寨村的“荒年碑”记述清光绪三年旱灾的悲惨情景：“……回忆凶年，不觉心惨，同受灾苦，山西河南，唯我林邑可怜……人口无食，十室之邑存二三……食人肉而疗饥，死道路而尸皆无肉，揭榆皮以充腹，入庄村而树尽无皮，由冬而春，由春而夏，人之死者大约十分有七矣……”

　　那些干旱困苦的日子，随着红旗渠的滚滚水流而一去不返。而提到这条彻底改变了林州命运的人工天河，林州人都会带着感念说起一个人，“没有他，就没有红旗渠！”

　　他就是当年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1954年5月，杨贵被任命为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那时的杨贵年仅26岁，却是一个有着11年党龄的老党员。1943年时，15岁的杨贵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方武装工作。

　　成为林县县委书记之前，杨贵是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他对林县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干旱——此前半年，杨贵是安阳地委派到林县的抗旱保苗工作组组长。

　　而今的杨贵已是耄耋之年，虽满头银发，却身躯高大，精神矍铄，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仍是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

　　初到林县的一个场景，杨贵曾讲述过无数次：他带着工作组到马家山下乡调研，一路风尘仆仆。到了农户家想洗把脸，主人端上来一个铁洗脸盆。杨贵瞅了一眼，脸盆只有烩面碗大小，水还是半盆。这倒不说，这边厢洗着脸，那边厢不停地“叮嘱”：“您洗完脸千万别把水泼了，俺还等着用洗脸水喂牲口哩！”

　　杨贵说，林县给他这个年轻的县委书记准备了三道“杀威棒”：林县旱，林县生活苦，林县“要命病”多。

　　“要命病”指的是当地多发的食管癌、皮肤病、甲状腺等疾病。追究病因，还是因为缺水，饮用水水质差。三道“杀威棒”的根源就是一个：缺水。

　　林县的症结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解决的途径再明显不过——兴修水利。但是谁都清楚，这条路绝非坦途。林县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与干旱不断抗争的历史，千百年来未见实质改观，新一届的林县县委能有什么良策？

　　杨贵到林县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转变干部作风，发动各级党政干部去“摸大自然的脾气”。

　　所谓“摸大自然的脾气”，就是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寻找解决缺水问题的办法。

　　一场大兴水利的人民战争在林县风风火火展开了。世代饱受干旱之苦的林县人民热情高涨，林县水利工程成效显著。

　　《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的脚步声》为题发表长篇通讯，报道了林县两年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从大禹治水到1944年10月林县全境解放，三四千年时间，林县只有一万多亩水浇地……从1955年冬到1957年秋，两年时间，全县水浇地扩大了16万亩，全县可以利用水利设施灌溉的土地达到23.7万亩。”

　　现在的中原小城林州，名气几乎都来自红旗渠。而杨贵告诉记者，其实在红旗渠通水之前十年，林县就因为山区水利工程而闻名全国。1957年的全国山区工作会上，林县被树立为全国典型，杨贵登台介绍了经验，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奖状。

　　当时主持这次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表扬林县抓住了山区工作的主要矛盾，夸杨贵讲得生动，“有了水，闺女就往山上走，没有水，山上青年就找不到老婆。”

　　带着全国山区工作会上的荣誉和鼓舞，杨贵回到了林县。当年底，林县县委提出了比解决缺水问题更具气魄的目标：“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人定胜天”，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笃信的信条——放诸今日，这个观点也许值得商榷，但在当时，这却是中国人满怀激情建设新社会的豪迈宣言。

　　几年后，比林县更著名的全国典型大寨，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重新安排昔阳山河”。杨贵笑着回忆，这句话是陈永贵从林县学去的。

　　杨贵带着专程来学习的陈永贵参观工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漆在峭壁之上，每个字都有数丈高。陈永贵一看就激动不已：“这个口号提得好，有气魄，鼓舞人。咱昔阳的山河也要重新安排。”

　　不过，在“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最初的计划之中，并没有红旗渠。杨贵回忆，那时候有很多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像“让太行山低头，让淇、淅、洹河听用”等等，但是眼睛都是盯在林县境内。林县挖了英雄渠、天桥断渠、淇河渠等几百公里长的引水渠，修建了要子街、弓上、南谷洞三座水库，水利工程的规模前所未有。

“护身符”

1958年11月1日，杨贵到新乡参加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晚饭后，他到驻地附近的一家浴池，准备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在水无比金贵的林县，洗澡都是一种奢侈。

刚把身子泡进澡堂子，雾气腾腾的浴室门口忽然有人高喊：“杨贵同志在里边吗？”来人是新乡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杨贵赶忙答应。

高雷紧接着喊：“快穿衣服，有急事！”

杨贵顾不上擦干身子，湿漉漉地套上衣服，就跟着高雷上了吉普车。这时，高雷才告诉他，毛主席的专列到了新乡火车站，毛主席要和地、县委的同志座谈。

回想起那次与毛泽东的谈话，杨贵至今仍难掩激动。他说，毛主席的话让他心里有了底，这才敢继续大干水利，不然也不会有红旗渠那么大胆的设想。

那时的林县和杨贵，已经由全国山区工作的先进典型，变成了“大跃进”的“后进分子”。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大炼钢铁和“放卫星”为主要指标。林县偏偏这两项“核心工作”都没做好。

地委要求上报1958年的夏粮产量，杨贵最初如实报亩产114斤。领导不满意，几经引导，让他加上新麦水分，杨贵大着胆子加了一成，亩产增加到125斤半。而临近的市县却是亩产几百斤、上千斤地往高里上报。数字报得越高越“先进”。

林县山里有矿，山上有林，是新乡地区大炼钢铁的中心之一，可是一炉能用的钢也没炼出来。而杨贵焦虑的却是大炼钢铁抽走了几乎所有的精壮劳动力，水利建设无以为继。

见到毛泽东，杨贵直言不讳地“放了一炮”。

毛泽东知道这个小小的县委书记，一见面，就握着杨贵的手说：“林县杨贵，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

座谈开始后，毛泽东先向在座的河南省、市、县负责人问起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情况，杨贵据实回答。在浮夸风盛行、全国各行各业争相“放卫星”的形势下，杨贵的话让旁边的人捏了把汗。非但如此，杨贵还当面向毛泽东“抱怨”起来：“林县这几年兴修水利，今年大秋作物长得很好。可是精壮劳力都出来炼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丰产却没有丰收。”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不以为忤：“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办钢铁的劳力要撤下来。”说着，还伸出巴掌做了个“砍”的手势。

这之后，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一些纠正。不过，这次会议仍未摆脱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粮食、钢铁等产量的指标继续被提高。

但是在林县，因为有了杨贵在专列上与毛泽东的那次座谈，大办水利有了“护身符”。土法炼钢的小高炉只留下少数人维持，几万劳动力重新回到了水利建设工地。

到1959年，林县基本形成了南、北、中三个水利灌溉体系。那一年夏粮的大丰收，也印证了这些水利工程的效用。林县县委已经准备宣告，几千年的缺水问题被解决了。

但是丰收的喜悦还没有散去，一场大旱再次降临林县，已修的水利设施无水可引，无水可蓄，在最需要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成了摆设。林县人又开始了翻山越岭挑水吃的日子。

干旱带着几分嘲弄地告诉林县人，林县的山河远没有如他们所愿地被重新安排。

引漳入林

此前几年兴建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却没能使林县摆脱缺水的命运。这些是“无用功”吗？杨贵不这样认为：“倒应该感谢1959年那场干旱，它让县委从陶醉中清醒过来。我们对林县境内的降水、地表水、地下水进行了最大可能的利用，但水还是不够。这就证明只盯着林县，在家里打主意不行，逼着我们去县外找水。”

1959年6月，林县的旱情日益严重起来。杨贵和县长李贵、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带队出发，分别沿着浊漳河、淇河、淅河溯流而上，翻山越岭去上游寻找新水。

这样的组合让记者有些不解，找水这件事何需林县一二把手亲力亲为？杨贵说：“水在林县是天大的事。要想做事，领导干部就是要冲锋在前，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没有这种做法，怎么带领群众往前奔？”

三个找水小组，一路步行，翻山越岭。很快，李贵小组和李运宝小组都失望而归，他们勘察了淇河和淅河沿线，水量皆不堪用。

沿着浊漳河一路攀山而上的杨贵，却有了喜出望外的发现。

起初，杨贵的脚下只有干涸的河道，怪石嶙峋。偶有潺潺细流，却远不足以为林县所用。直到进入山西平顺县石城公社，远远地就听见峡谷中的隆隆水声。

顺着陡峭的山崖攀援而上，杨贵等人终于见到了这条梦寐以求的浊漳河真容。峡谷足有百米深，河水在谷底翻滚着，波涛汹涌。大旱之下的浊漳河，竟然有这么丰沛的流量，杨贵又喜又气。喜的是这条河水量巨大，足以成为水源地；气的是上天何以如此不公，林县也有浊漳河，却只是条汛期才有水流的季节河。

浊漳河在林县附近的河道非常复杂，支流众多，水量不均。林县的浊漳河只是其支流之一，平顺县的浊漳河才真的是主河道。这条浊漳河常年流量为每秒30立方米，年径流量达到7.3亿立方米。

半个月后，杨贵带着足以改变林县命运的浊漳河资料回来了。到家的第一夜，杨贵兴奋得彻夜难眠，一遍遍地用红笔在地图上勾勒着引水线路。具体的引水点还有待详细勘测，浊漳河沿线标注的地名被杨贵圈了一个遍。这些红圈引出的红线，弯弯曲曲地汇集到了林县的一个点上——坟头岭。

每条线都穿越着巍巍太行的层峦，这意味着未来的引水渠要面对的层层阻隔，工程难度和工程量可想而知。

其实，林县浊漳河是一条现成的河道，从这里引水甚为方便，但杨贵却弃之不用。只有了解林县地貌，才能明白杨贵的苦衷。

林县的浊漳河从地势低洼的县域北侧流过，坟头岭是横在浊漳河西南侧的一道落差百米的高台。林县在1955年建设的天桥断渠，也是利用了浊漳河的水源，但灌溉面积只有三千余亩，就是因为水往低处流，不可能往上爬过坟头岭。

从平顺县引来的浊漳河水，只要到达海拔较高的坟头岭，就能让林县西部广袤的土地得到水源。随后进行的引水渠线路详勘表明，平顺县浊漳河河道比坟头岭的海拔高出将近9米。有了落差，水就能流到坟头岭。

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

林县设想的引水点，不但出了林县，还出了河南省，在山西省平顺县。除了浊漳河，那里的水资源也谈不上丰沛，能同意把水分给林县一份吗？

杨贵一方面给河南省委打报告，汇报从山西引水的设想，请省委协调支持，一方面运作起了林县在山西的“高层路线”。

林县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的太行五地委驻地。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就曾在林县工作，深知林县缺水之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林县从山西平顺引水的计划一路绿灯。

1959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扩大会议确定兴建引漳入林工程，也就是后来的红旗渠。不过，林县县委的决定虽然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却也在得到批复的同时被明确告知：资金、粮食方面不可能给予支持。

1959年的那场干旱，实际上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此前罔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大跃进，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河南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对引漳入林工程确实没有余力相助。甚至在新乡地委给林县的批复中，还含蓄地进行了劝阻：“林县可根据自己的财力、人力，考虑是否兴建这个工程。”

但林县人的性格却像太行山的石头一样倔强，认准的事情绝不回头。在愚公移山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林县人要把这个故事重新演绎一遍。

杨贵回忆，当时有领导私下里劝他，语气很不客气：“你林县有多大荷包，要包这么大的粽子？”杨贵答：“我们有55万人。”

不过，杨贵也承认，林县对引漳入林工程的谋划过程，确实太过乐观了。

1960年的春节，林县县委没有休息，一班人聚在一起做“算术题”。

出题的是杨贵：“引漳入林人工渠全长七万一千米，宽八米，高四米三，上七万一千人，每人承包一米，咱们多长时间能修成？”

县委组织部部长路加林先表态：“老百姓盖五间房，也不过个把月，一人挖一米，也就三四十个土方，两个月怎么也干完了。”

县长李贵比较“慎重”：“山上石头不好挖，算三天挖一方，大概一百天吧。”

共识很快形成：引漳入林工程2月开工，大干三个月，争取“五一”建成主干渠。

千军万马战太行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了。

近4万名林县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车，从十几个公社向着浊漳河汇集。

最后确定的引漳入林引水渠路线，渠首设在平顺县侯壁断，主干渠渠尾落在林县坟头岭，全长71公里。

侯壁断的海拔只比坟头岭高8.8米，这也就意味着，渠道每延伸8公里，垂直高度才能下降1米。而沿途经过的山体，都比这条渠的海拔高出许多。渠道只能像盘山公路一样，时而挂在半山腰上蜿蜒，时而洞穿山体，穿山而过。

山势陡峭得近乎垂直，实在摆不开每米一个人的挖渠队伍，林县县委只能把施工人数缩减了一半。4万人沿着勘测人员用白灰撒出的线路图，在太行山上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4万人，聚在一起声势浩大，但面对巍巍太行山，人又是何其渺小。工程真的开始了，林县人才真正感觉到了艰难。

工程建设之初，林县没有任何外来支援。他们的家底真的能撑起这项工程吗？

杨贵说：“那时候林县的家底可是个大机密，只有我和几个县委领导知道，对上级都瞒着。”

这个“家底”中，最重要的是3000万斤储备粮，那是林县趁着前几年的丰收积攒下来的。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时，林县没有放，这些粮食可是实打实地存在了库里。

另一项“家底”是挪用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国家下拨了资金，林县有300万元存在专项户头。这些钱被林县偷偷地用在了引漳入林工程。后来此事被发现，有人反映到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哈哈一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用想得那么严重。动这笔钱合情合理。”这才给杨贵解了围。

杨贵说：“那时候搞工程不像现在先要算投资。我们不算这个。我们投入的是人，算一算粮食够吃，钱够买炸药、工具，那就干！”

林县很穷，真要给引漳入林工程算出工程预算，恐怕没等开工就打退堂鼓了。林县人又很倔，像移山的愚公一样倔，他们最大的财富是自己的双手。

红旗渠真的是林县人用双手挖出来的。

陡峭的山体上，根本没有大型机械施展的空间——即便有，林县人也用不起。他们用的就是镐头和钢钎。

山体上全是坚硬的花岗岩。钢钎竖在上面，几铁锤砸下去，往往只留下几个白点。林县自己生产的钢钎钢质软，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老红军顾贵山去找部队的老首长求援，搞到了一批抗美援朝时挖掘坑道剩下的钢钎。这些高标号的钢钎让挖渠大军如获至宝。他们舍不得将其一次性使用，而是截成几段，焊在原来的钢钎头上，一支变成了几支。

炸药是工程最大的资金花费。即便动用了专款，很快也捉襟见肘。林县人又打起了国家下拨物资的主意。用于农业的硝酸铵化肥，成分和TNT炸药差不多，挖渠大军对其土法改造，自己生产了几百吨炸药。

待到红旗渠全部完工后，林县才对整个工程的投入进行了核算。十年间，总干渠、三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万个，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85.06％。而这些自筹资金中，还包括了对修渠大军的投工折款——一个工一元钱，总投工3740.17万个，折合3740.17万元。

引漳入林工程开工时，杨贵正在郑州开会。直到20多天后，杨贵才赶回了林县，马上急匆匆地直接奔了工地。从坟头岭到侯壁断的总干渠施工现场，杨贵走了三天，越走越是心焦。

4万人摆在总干渠上全线出击，战线拉得太长，分散了力量，工程进展非常缓慢。而此前，林县对工程的艰巨性估计严重不足，“五一”建成总干渠的目标本就不可能实现。

到了山西境内，不少当地住户听说林县县委书记来了，又追着杨贵告起了状。天天放炮，像地震一样，把牲口吓跑不说，还把房子也震裂了，这样下去还怎么过日子？原来，由于技术人员不够，民工又看不懂图纸，漫山打眼放炮，一崩一个山头，有的挖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

从山西折返回来，杨贵马上在工程总指挥部召集了县委扩大会议。杨贵回忆说，这次会有两个作用，一是鼓劲，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已经调动起来，但是“五一”建成总干渠是不现实的，不能因此就泄气。第二是调整战略，集中力量突击山西境内的20公里渠道，修一段渠，通一段水，以通水促修渠，鼓舞群众。

事后证明，这次调整对修凿红旗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开工8个月后，引漳入林第一期工程，即山西段工程竣工通水。仅仅这一段，林县人就斩断了45座山崖，搬掉了13座山头，填平了85道山沟……

滚滚浊漳河水流到了林县边上，浪花拍打着林县的大门，极大地振奋着林县人继续修渠的热情。正是这种修一段、成一段的分段施工模式，才使得红旗渠的建设能前后坚持10年之久，并最终得以全线贯通。

也正是在那次林县县委扩大会议上，引漳入林工程被赋予了一个更催人奋进的名字——红旗渠。

为有牺牲多壮志

在红旗渠山西段的施工过程中，林县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技术员——工程技术股副股长吴祖太。

在王家村隧道施工过程中，洞壁出现了裂缝。这条隧道的地下是砂石松散结构，为增加安全系数，负责施工设计的吴祖太已经将单孔隧道改为双孔，以减小跨度。但是3月28日收工时，工人们向吴祖太反映，洞壁上出现了裂缝。

吴祖太知道这是塌方的征兆，但仍然坚持进洞查看。塌方果然发生了，吴祖太再也没有走出来。

吴祖太当时还不到30岁，毕业于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是林县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水利工程人员。红旗渠的勘测设计就是由他担纲。

杨贵回忆吴祖太：“林县的每一处水利工程，都有他留下的心血。他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杨贵至今仍清楚地记着吴祖太那张年轻、腼腆的面庞。

红旗渠选址详勘的过程中，吴祖太每天都在山上奔忙。那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干部口粮是每个月29斤，不足支撑每天繁重的野外勘测任务。一天，杨贵嘱咐食堂蒸了顿肉包子，慰劳大家。一群人吃得狼吞虎咽。杨贵问：“祖太，吃了几个？”吴祖太不好意思地搓着手：“七个，嘿嘿。”

修建红旗渠，林县人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鲜血和生命。十年建设过程中，共有81人牺牲在红旗渠工地上。

红旗渠建设特等劳模张买江到工地时只有13岁。他的父母都是第一批建设者，父亲在红旗渠开工3个月后，被爆破的飞石击中头部。母亲赵翠英安葬了丈夫，又把儿子带到了工地。公社负责人不答应，赵翠英说：“红旗渠水流不过来，他爹合不上眼。让孩子接着干吧！”

张买江成了红旗渠工地上年龄最小的建设者。人小体弱，他帮着烧水送饭，身体渐渐长高，他学会了石匠、铁匠活儿，扛起了最繁重的劳动。后来张买江又学了爆破，最危险的活儿也冲在前面……红旗渠修了10年，张买江在工地干了9年，被叔叔伯伯们称为“小老虎”。

“排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说的是干活不要命的红旗渠建设特等劳模任羊成。

落石和塌方，是红旗渠工地上最大的危险。为排除这样的隐患，指挥部成立了排险队，身材瘦小的任羊成第一个报了名，被推荐为排险队长。

任羊成最常见的姿态，是用绳索捆住腰，从悬崖顶上垂下去。他手持长杆抓钩，身上背着铁锤、钢钎等工具，一直下到红旗渠工地的头顶上。那里，有被炸药炸酥了、震松了的石头，任羊成要把它们清除干净。这个工作和排雷一样，置身最危险的境地去清除危险。

“我‘死’过五回。”任羊成说，“阎王殿里报了名，可是阎王不收我。”

这份危险的工作让任羊成丢了四颗门牙。那是一次除险过程中，一块石头正砸在嘴上。一排门牙被砸倒了，压在舌头上。任羊成张不开嘴，舌头也动弹不得。他从腰间拔出钎子，插进嘴里，生生把牙别了起来。随后吐出一口血水，四颗门牙随着被吐了出去。

他曾从半空中掉下来过，没有摔死，可是掉进了圪针窝（当地对带刺灌木丛的称呼）。工友们从他身上挑出了一捧圪针尖。

他长时间腰拴大绳悬空，身上被绳子勒出一条条血痕。血肉模糊，粘住衣服，脱衣服时要扯下一片血痂。磨得时间久了，腰上竟然结了老茧。

任羊成腰间的老茧，曾让穆青为之落泪。

1966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到河南采访，先在兰考写了焦裕禄，随后到林县准备写红旗渠。他结识了杨贵、任羊成。只是采访尚未完成，“文革”爆发，穆青被电话召回北京。没能写成红旗渠，成了穆青念念不忘的一件憾事。

直到1993年，穆青再次来到林县，又见到了任羊成。这一次，穆青写了反映任羊成事迹的长篇人物通讯《两张闪光的照片》。文中写到了第一次见到任羊成的情景：“我问他身上是否还有绳索勒的伤痕？他说，还有。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这就是红旗渠精神！这就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旗渠的红旗

1960年11月，红旗渠主干渠二期工程刚刚展开，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红旗渠被要求停工。

大跃进、浮夸风的恶果继续蔓延着，持续的自然灾害雪上加霜，逼迫着全中国勒紧裤带，基本建设项目已经全线“下马”。

中央有令，林县不得不遵从，但并没有完全执行：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组成青年突击队，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

“中央要求休整，是因为当时粮食紧张，停止工程建设，全力保证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时我们还有2000万斤储备粮，够吃两年的。中央指示要执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业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凿很长时间。留些人先啃下这块硬骨头，等形势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杨贵说。

他告诉记者，在三年困难时期，红旗渠的建设没有中断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

开凿青年洞时，上级经常派人下来检查。施工青年们在路边安置了观察哨，一旦发现有小车经过，立刻挥动红旗，示意洞内的人停止施工。等车走远后，又继续干。

这样暗度陈仓的“小把戏”给林县惹了麻烦。

196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在新乡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左”的偏差，一听林县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非常生气。林县组织部部长路加林正在新乡开会，不但不认错还直言谭震林偏听偏信。一怒之下，谭震林指示新乡地委撤了路加林的职，随后召杨贵到新乡开会，准备把林县树成反面典型。

到了会场，杨贵先接到了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的纸条：“争取早发言，深刻检查，争取主动。”

杨贵知道，这是史向生在保护自己。这位省委领导一直尽自己最大可能地支持着红旗渠建设。青年洞偷偷施工最困难的时候，史向生还曾登上悬崖绝壁上的施工现场，慰问青年突击队。

但是杨贵没有做检查，而是情绪激动地讲起了林县的干旱，讲起了55万林县人为修建红旗渠的拼搏……

谭震林没有表态，会后马上派出调查组到林县了解情况。这之后，谭震林成了红旗渠的支持者，路加林的职务得到恢复，红旗渠建设又得以大张旗鼓进行了。1963年，红旗渠还被纳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全凭自力更生进行了4年的红旗渠建设，有了来自国家的支持。

多少年过去，杨贵对谭震林始终满怀敬意：“谭副总理了解了林县的真实情况后，对红旗渠建设一直关心支持。后来‘文革’中造反派揪斗我，谭副总理还竭力保护我。”

1964年12月1日，最艰险的71公里红旗渠总干渠全线竣工通水。水进了林县，马上显示出效益。这一年，林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23斤，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亩产超过400斤的县。

红旗渠建设并没有就此结束。浊漳河的水到了坟头岭，林县又将其一分为三，修了三条干渠。坟头岭由此改称分水岭。

这之后，还有59条支渠，416条斗渠，林县人要在自己的家乡织一张水网，滋润每一个角落。

正当林县准备一鼓作气建设配套工程时，疾风骤雨的“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一些造反派诬蔑红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杨贵也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长期遭受批斗。

但是跟着杨贵修成红旗渠的林县群众心里雪亮，他们给关押期间的杨贵兜里塞鸡蛋，往他怀里揣烙饼，最后干脆把他从关押地偷出来，送到山西，后又辗转送往北京。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反映杨贵的情况，周恩来保护了杨贵。

1967年，杨贵回到林县，任革委会主任。他没干别的，还是接着修渠。

1969年7月6日，历经10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通水。林县人用自己的双手，战天斗地，彻底改变了干旱缺水的命运。

修建人工渠，人们常用开挖土方数来说明工程量，但在红旗渠，描述工程量的是这样一组数字：削平山头1250个，钻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2座……

红旗渠完工后100天，杨贵调任洛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开始组织黑材料，声称要砍掉红旗渠的红旗。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措辞严厉地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红旗渠的红旗不能砍。”

这面红旗是砍不掉的。红旗渠已经成了镌刻在太行山麓的一座丰碑，留下一种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修渠时，林县人靠着这股精神排除万难，一往无前；渠成后，红旗渠激励着中国人的精神，给人力量，催人奋进。

四十多年过去，红旗渠汩汩流淌，依旧是林县最主要的水源。在供水之外，红旗渠还是一种象征和标志。在这里，人们的日常所用，从小吃、酒水到住宅小区，处处可见红旗渠的品牌。

红旗渠修成之后，杨贵的命运在“文革”中风雨飘摇。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杨贵被调到北京工作，曾在公安部、农业部任职，1995年离休。

离休后的杨贵居住在北京方庄，他在自家院子修了个全北京独一无二的个人“水窖”。

“天上的雨水掉下来，我就存起来，可以浇花。”杨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