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时代周报》第137期，作者：陶短房，原题：《天国前传》

“来人”们家园已毁，义无反顾，又和上帝会核心同族，且具有战斗经验，一经消化，即可成为骨干力量，对金田起义后太平军的战斗力，贡献不可谓不大。

提到金田起义，就不能不谈及“来土之争”，就在上帝会的“团方”(团营的暗语，方影射“圆”)开始由绝密变半公开的当口，一场规模浩大的“来土械斗”爆发了。

所谓“来”，即指客家，而“土”则是原籍广西的汉、壮等族。

广西除了桂北的全州、兴安、资源和桂西北的凤山4县，其余府州县都有客家人分布，而上帝会活动集中的桂中、桂东一带，则以清代康熙、乾隆期间从广东嘉应州等地迁来、源出福建宁化石壁洞的客家族为主。

两个族群间的矛盾，因为地方政府的错误措施而扩大成群体纠纷，最后酿成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来说，不可谓不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严重教训。

钢刀挥向争食的“异类”

客家人农耕技术远比“土人”先进，且素以吃苦耐劳著称，但毕竟是后来者，当地又是平地少、山地多的贫瘠所在，肥沃宜耕的平地基本被“土人”占据殆尽，客家人只能跑进人烟罕至、荆棘丛生的深山，与早先被“土人”赶上山的瑶族、苗族等为伍(当地有瑶族山歌云“官占平地汉占坡，瑶人赶进山窝窝”)。

这些山区内虽也有可供开垦的平坝、盆地，但地形恶劣、土质贫瘠，有些地方甚至交通不便到要“背牛犊”的地步(用背篓把小牛犊背上山，等长大后用于耕地，因路途不便，这些“背牛”到死也下不了山)，客家人充分发挥其能吃苦、善耕种、男女都能下地干活的传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一片片昔日的荒地变成良田，同时还兼营商业、烧炭、养殖和其它副业，其中一部分人逐渐富裕起来，开始“下山”，购买土人的田宅，寻求在更宜居的地方，过更好的生活。

这样一来，他们就和平地原来的主人—“土人”发生了矛盾。

在“土人”看来，这些“来人”不安分守己在老家呆着，跑到广西寻食，已是大大的不安分；既然来了，就该死心塌地蹲在山沟沟里，跟自己井水不犯河水，如今这些“外人”竟然仗着有几个臭钱，跑来跟土生土长的自己争农地、争宅子、争圩镇，甚至争坟地，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些“土人”绅士开始倡议“乡规民约”，禁止向“来人”出卖田宅，试图用这种方法限制客家人的发展。但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些家道中落的“土人”禁不住高价诱惑，向客家人出售土地、房屋，这又常常激怒绅董、族长，引来“乡规民约”的处罚，甚至激起来土两族间的冲突。

“来人”和“土人”另一个容易生事的“热点”，是宗教。

俗话说“越俗好鬼”，华南一带的中国人自古就比较重信仰，吉凶祸福，大事小情，往往要寄托、乞求神灵，搬迁到广西的客家人除了传统的祖先崇拜，也同样希望得到各路神明的保佑。

但广西同样是个“神仙遍地”、巫术傩术十分流行的地方，桂中、桂东一带，在清代可谓杂庙遍地。然而这些五花八门的神明大多数是本土化的神仙，尽管他们中很多其实也是“来人”(如雷神本姓陈，是广东海康人；“盘王”则是中原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宗教解释权”却早已落到“土人”手中。为了不让“来人”落地生根，“土人”常常祭起“神仙术”，借助“神灵附体”等手段，将客家人理直气壮地排斥在本土神明崇拜体系之外，或者借机勒索大量捐赠，这些做法自然又常常成为来土冲突的导火索。在道光三十年的这次“来土之争”前，贺县也曾爆发过一次规模不小的来土械斗，起因正是庙会上来土两族“抢花灯”酿成的是非。

事实上，“粤东客家”进入桂中之初，来土两族间并没有过多激烈冲突，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是人丁滋生，人多地少，在贫瘠的桂中很快造成直接利害冲突；二是鸦片战争后，大量广东失业游民、散兵游勇进入广西谋生，而战争赔款造成银价上升，赋税沉重，原本就紧绷的生存链条濒临断裂，加剧了来土两族的生存压力。1849年广西大旱，桂中许多地方颗粒无收，次年又爆发大规模疫情，令桂中民生雪上加霜，加上商路断绝，盗匪横行，为应付各地天地会暴动，官府又在正赋外增加捐税，“来人”和“土人”不得不为了生存，为了多争一口米粮，把钢刀挥向争食的“异类”。

贵县，一个敏感的地方

“来土之争”的爆发地，是广西贵县。

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阴历八月，广西贵县东北一个叫大墟的客家村子，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这件偶然的小事，最终成为席卷数百村寨、波及数万户来土村民的大械斗导火索。

原来在大墟有一户客家富户，名叫温亚玉，生逢乱世，却仍能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实在令人羡慕。可这位温财主，人阔心思就活，想纳一房妾，纳妾也就罢了，偏偏又看中了邻村一个“土人”家的姑娘。心痒痒的他也顾不得多思忖，便备上厚礼，跑到姑娘家提亲。

这户“土人”家境贫寒，正所谓人穷志短，便顾不得什么“来土”，笑纳了彩礼，将婚事应允下来。可千不该万不该，这家户主其实早已将姑娘许给一户“土人”做老婆，未来婆家一听就恼了，纠集宗族上门讲理，逼迫那姑娘家退亲。

可姑娘家早把温家的彩礼花掉大半，跑到大墟一说，温亚玉也不干了：退亲倒不是不可以，可总得把彩礼还回来吧！

“土人”仗着是地头蛇，人多势众，咬定了婚要退，钱不还；温家也不甘示弱，召集“来人”同族，死守着“要么还钱，要么送姑娘”的“谈判底线”。原本双方都有错的一件小事，只消各让一步便能化解，偏两路冤家为了面子、利益一步也不让，不但不让还各自去本族拉帮手、找救兵，最终，亲家没做成，八月廿八日，大械斗爆发了。

一般来说，械斗爆发前总有个“见官”的过渡期，双方都会找官府评理，如果官府能认识到问题严重，善加调解，秉公处置，事情未必没有缓和的余地。偏偏贵县也好，浔州府也罢，对两族的纠纷不闻不问，装聋作哑，据说还有些地方官暗示“谁拳头大谁有理”，这下还能打不起来？

地方官缘何不愿多事？

原来清代对地方官考核很苛刻，如果管区内出了乱子，死了人，地方官都会背很重的处分，因此各级文武官员都不愿多事，而是敷衍蒙混，得过且过，据说当时因为遍地盗匪，许多军官死于非命，提督闵正凤怕担责任，就把战死的军官都报“病故”，广西巡抚郑祖琛更是有“惟务粉饰”的“美名”，曾郑重告诫属下官吏，不要没事向上级报告“匪情”自讨没趣。上行下效，府县的芝麻绿豆官当然也懒得管来土争斗的事—何况这事管起来还那么麻烦。

除此之外，地方官还有另一层考虑。

尽管地方官都是外省人，但他们大多稍稍偏向“土人”，这是因为“土人”知根知底，容易管束，而“来人”和外省联系密切，当时横行桂中、桂东南的“会匪”、“艇匪”等水陆反清武装，大多来自广东，且和当地客家沾亲带故，在他们看来，虽然来土两族都有闹“堂匪”(天地会)的，但“来人”显然危险得多(广东来的“广马”战斗力远胜本土的“土马”)，如今来土双方对峙，“土人”数倍于“来人”，如果放任械斗，胜负一望而知，岂不省了很多“清除匪患”的金钱和气力。

然而客家人素有守望相助的传统，且剽悍好斗，械斗一爆发，大墟附近的许多客家村寨就一齐上阵，并纠合同源的“广马”助战，一时把“土人”杀得措手不及。

然而战争是讲究持续性的。日子一久，“土人”人多势众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援兵虽然来得慢，但人数却多得多，且同样召集“土匪”、“股匪”(估计是“土马”等)助战，一个多月之后，便抢到了绝对上风，许多客家村圩被攻破，客家人大批被杀，躲过杀戮的男女老幼只得抛弃家园，仓皇逃命。

为了根绝后患，“土人”毫不客气地到处放火，将一座座被攻陷的客家村圩烧成一片白地，好让他们永远也回不来，再也无法跟自己争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