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义勇军奔赴抗日战场。

孙铭宸　　

清原县南口前镇南三家子村旁，埋葬着孙氏三兄弟。中间埋葬的是辽东血盟救国军战士孙铭久，右边是长兄辽东血盟救国军总司令孙铭武，左边是弟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总参议兼第四梯队司令官孙铭宸。三位抗日先驱长眠地下，其英雄事迹一直在清原百里城乡广为传颂。

大苏河血盟誓师

辽宁清原的中寨子村，有一“孙家大院”，大院里住着孙铭武、孙铭久和孙铭宸三弟兄。

孙铭武，原名孙述周，为人正义耿直。 1908年考入兴京（今新宾）县警官教练所，毕业后任兴京北四区区官兼地方保甲团团总。 1916年，参加讨袁革命军，1919年，该军改编为东北陆军第十六师后，曾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后因不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而退役为民，在沈阳开客栈维持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孙铭武和原籍兴京县湾甸子村的留日学生张显铭都在沈阳。他们目睹了日本人侵占沈阳烧杀抢掠的凄惨情景，深感“亡国之惨”，旋相约分别回籍，联络同乡旧僚，雪国耻，救危亡。孙铭武回籍后，三兄弟酝酿组织抗日队伍，其弟孙铭宸愿弃职投笔从戎，协助其兄孙铭武创建抗日救国军；二弟孙铭久决计舍弃家业，凭自己熟练的枪法，跟随孙铭武奔赴疆场杀敌，举家上下莫不赞许。同时，还动员乡民亲友举旗抗日，一起痛击倭贼，全村老幼无不称颂。

张显铭回乡后，策反新宾第九大队二十八步兵中队长李栋材。同年10月10日，李栋材借“剿匪”名义，将其所部拉出，向议定的举义地点大苏河集中。

孙铭武亦率所部从清原县赶到大苏河与李部会合。在城隍庙内，他们摆下香案，由张显铭诵 “抗日誓文”，并把一支手枪置放于香案，孙铭武、李栋材、张显铭等人齐说：“倘有二心，弹穿我胸。 ”宣誓毕，孙铭武即登台向全体官兵讲述了 “九一八事变”的经过，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遂以刀割指，于庭柱上写“血盟救国军”5个字。接着用流血之手做手势，激昂陈辞，血滴涔涔，声泪俱下，旁观百姓和在场官兵，群情激奋，“把日本鬼子赶出东北去”的号声震天动地。

大苏河血盟誓师后，孙铭武，孙铭宸和张显铭等人，先后到新宾、柳河、通化、桓仁等地，秘密联络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县公安大队长也暗中给予很大支持，使队伍迅速壮大，直接威胁着辽东地区日伪政权。

汉奸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得知孙氏三兄弟大苏河举旗抗日后，深感震惊。他派汉奸陈云久，以同乡的关系找到孙氏兄弟，表示只要“放下武器不抗日”，愿给县长、旅长之职为交换条件。孙氏兄弟严词拒绝，并痛骂他们“没有人味，不如禽兽”，当即把他们赶走。于芷山见诱降失败又遭痛骂，恼羞成怒。通令驻清原、通化、金川、柳河、新宾等五县的伪军联合围击救国军。孙铭武率队沉着应战，多次击退伪军，血盟救国军获胜，军威大振。

1932年1月初，血盟救国军迅速发展到千余人，全军集中到柳河县打牛沟进行整编。其间，孙铭宸四处奔走，为进一步武装血盟救国军筹款购枪。先后从新宾、桓仁等地购买了枪支和子弹，以牛车送到打牛沟救国军驻地，进一步武装了队伍。不久于芷山又派吕衡督率伪公安大队和伪军一个营，外有炮中队、骑兵队等，包围了救国军驻地。炮火激烈，弹飞如雨。救国军在孙铭武指挥下，顽强抵抗，鏖战终日，击退了伪军。是役，“击毙伪公安分队长以下五名，伤四十余名”。救国军牺牲20余名，伤16人。在激战中，孙铭久胯骨被打断，无法再跟随队伍转战，被隐蔽到群众家中养伤。救国军从打牛沟转移红石镇，准备长期抵抗。这时，救国军重新整编了队伍，公推孙铭武为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重申了军纪，一时秩序井然，士气大振。由于以孙铭武为首的血盟救国军提出了明确的抗日宗旨，不动民间一草一木，深受群众拥戴，致使于芷山多次派出的伪军不但不真正攻打，反而同情血盟救国军。因此，救国军越战越强，成为辽东地区最早崛起的一支抗日劲旅。

弟继兄志上阵杀敌

1932年1月中旬，汉奸于芷山授意其子同孙铭武谈判。孙铭武等救国军领导知道于芷山凶狠毒辣，但想到于芷山投日之前，亦有过观望动摇，对于芷山还心存幻想，想借谈判之机再次争取于芷山，以便扩大抗日力量。正在犹豫不决之际，于芷山又派人送信给孙铭武，信中附有于芷山属下几十名军官，包括孙铭武相识故友，联名签署的“保证书”担保谈判人员人身安全，遂决定前往柳河县三源浦与于芷山谈判。

1月19日，孙铭武与张显铭、王绍卿等20名救国军军官及护兵百人来到三源浦。于芷山并未出面会见，却先大摆宴席款待，宴毕借口天晚强留住宿。孙铭武觉察到这是于芷山的“鸿门宴”，此时已难逃虎口，当即写了遗书嘱其二子：“……父生年四十有四，时置国家变乱，余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奋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遭挫折，父今为国而死！子必继父志，为国努力……父总死九泉巳瞑目矣。再关于父之体骨。倘能回籍，暂不入土，必俟国土收复，民众免遭灾难时，再为安葬。是余所嘱。 ”而后交部下刘锡九。刘锡九涕泪而退。当晚半夜时分，于芷山派其子以重兵将救国军谈判人员包围后，持枪入室，将孙铭武等20人一一捆绑。于芷山害怕真相外露，竟连夜将孙铭武等人拉往三源浦西门外杀害。张显铭被害时身中两弹，昏死过去，被群众救出，养伤数月后，化装前往北平。

孙铭武等遇难前后，孙铭宸正在各地奔走联络义勇军。

正当他欣喜于这支抗日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的时候，胞兄孙铭武被害的消息传来，加上其二哥孙铭久至今生死未卜，这双重的打击令孙铭宸悲痛欲绝，决心继承胞兄遗志，奋勇杀敌，收复国土，遂带领余部500余人，参加李春润率领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军，共讨日寇。李春润素闻其有胆有识，精明干练，材堪大用，遂委任为第六旅旅长。从此，孙铭宸在李春润的指挥下，率领所部将士杀敌讨逆，雪耻复仇。

1932年5月，孙铭宸对其所率第六旅进行整顿。正在这时，二哥孙铭久伤病恶化不治牺牲。孙铭宸化悲痛为力量，统率全旅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仅1932年夏秋之际，孙铭宸就率部七打清原，不断袭击伪清原守备队和英额门一带日伪军，骚扰斗虎屯车站，炸毁英额门铁路桥梁，进攻营盘，焚毁铁路、桥梁和站房，切除日伪电话线……在攻打清原后，收编了清原县公安队长高发、副队长于春和及其下属士兵多名，收编了清原县商团队长金雨山及其部下60多人，获得大批枪支弹药，金雨山被委任为第六旅第一团团长。后来又收编了姜绍泉的山林队和民团，委任姜绍泉为第六旅第三团团长。一时间，第六旅声势大震，队伍人数与日 俱增，迫使日伪军龟缩在清原城内不敢出击，占领清原、新宾的日寇如坐针毡，日夜不得安宁。

重返战场途中被捕

1932年10月9日，日军高波兵团向东边道大举进犯，首先扑向驻新宾的李春润部。李春润部陷入孤军奋战之中，隶属李部的孙铭宸旅在清原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虽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分散突围。李春润带领一部分队伍突出重围后，于12月18日到达北平。孙铭宸亦于1933年1月秘密赴北平。孙铭宸在北平期间受到东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抗日后援会的热烈欢迎。张学良将军也给予表扬，并拨给大批枪械弹药以示支援。在张学良将军的建议下，组建了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李春润为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副总指挥，孙铭宸被委任为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总参议兼第四梯队司令官。东北抗日救国会召开了送别会，会上孙铭宸做了讲演，激昂陈辞，与会者无不肃然起敬。随后，孙铭宸又参加了在李春润办事处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先行派遣干练人才返回辽东，召集旧部，重整旗鼓，打击日寇。

汉奸于芷山公开投敌以后，极力追剿抗日救国将士。他们一方面以重金悬赏捉拿孙铭宸，一方面查封他们的家业，把两位年迈老人赶出家门，房屋地产和家具浮财全部没收。全家30余口人，作为“反满抗属”被追捕。孙铭宸在北平得知家中的不幸遭遇后，没有低头，没有悲伤，而是昂首陈情：“国破家亡，有房何用，倘东北有光复之一日讵患其没收耶。 ”国仇家恨，更加激励着孙铭宸复归故土，挥戈抗日的决心。

1933年1月29日至2月8日，李春润先后分组派回44名义勇军骨干，分赴新宾、清原、凤城、宽甸、本溪等地，秘密恢复抗日队伍。孙铭宸以前方督导官的名义返回辽东抗日前线。 2月8日，孙铭宸从北平出发，化装成劳工从天津乘船，准备到大连登陆后再去抗日前线。不料，当船航行到大连港附近海面时，孙铭宸及同行的旅长齐洪治、参谋处长秦洪修、清原县长杨庆贤等被日军水上警察截捕。被捕后，孙铭宸才得知先遣人员有20人先后被捕，而自己官职最高肯定难逃虎口，遂写信嘱其后辈不忘血泪仇，继续完成父辈未竟之业，托同屋狱友设法捎回家中。在狱中孙铭宸多次经受敌人酷刑，始终坚贞不屈，痛骂倭寇侵华罪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后遭杀害。

孙铭宸于大连被捕惨遭杀害的噩耗传到北平，在北平的义勇军将士无不万分悲痛。李春润痛心异常，万分惋惜，曾“引咎自劾”，请求免职，要“以国民资格杀敌图功，以完未竟之业，而慰殉难先烈在天之灵”。

孙铭宸等19名义勇军将士壮烈殉国后，日伪政权欣喜若狂，他们以为彻底消灭了义勇军。哪知就在他们狂欢“庆贺”和“嘉奖”所谓“有功”人员之际，李春润重返辽东地区率领义勇军，殊死奋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毁家纾难，抗日救国的革命先烈孙铭武、孙铭宸，分别颁发了《烈士证书》和《光荣纪念证》。清原县人民为缅怀先烈和铭记孙氏兄弟的英雄业绩，在烈士家乡南口前镇南三家子村，为孙氏兄弟分别树立了“忠烈碑”。